二、荀子“兼”论思想渊源与理论背景审视
（一）荀子“兼”论源自墨子而超越墨子
据佐藤将之统计，今本《荀子》“兼”字，出现频次达76次之多，在先秦西汉思想文献中仅次于《墨子》的132次。[11]47不由得让人感叹：荀子竟然如此重视“兼”概念。《荀子》中有兼权、兼利、兼术、兼覆、兼服、兼制、兼临、兼并、兼听、兼技、兼官、兼人、兼容、兼爱等大量“兼”组成的复合词，且词义背后蕴示了丰富的思想内涵。
勿庸讳言，荀子“兼”论并非思想原创，而与墨子“兼爱”说密切相关。荀子作为百家争鸣的终结者，对当时几乎所有思想流派与思想家进行过批判式解读与熔铸式改造。墨子作为墨家之创始者，其思想自然也尽数进入了荀子思想视域。若谓荀子不受墨子影响，独立地提出“兼”论，既不符合历史史实，也不符合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熊公哲《荀卿学案》中即明确讲到，“荀子之学，其参于墨子者，固亦多矣。是故墨子以可用为善，而荀子以益理为中；墨子以中利为义，而荀子以两得为兼。”[14]若谓荀子“兼”论纯属全盘接受并袭用墨子“兼爱”，恐亦有失学术公允。平心而论，荀子“兼”论化用而非完全蹈袭墨子之“兼”，是古木发新枝，是阐发式的学术创造。
不可否认，荀子对墨子多有批判。今本《荀子》如《非十二子》《富国》《乐论》诸多篇章皆有批驳甚至讥讽墨子与墨家之语。如对其“私忧过计”的批评，对其“非乐”的批驳，对其“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的批判。批判一面既多，使得人们经常忽略了荀子对墨子尚有熔铸一面的思想事实。荀子对墨子确乎有大量批判，但批判的目的不止于批判，而在于融通、超越。对于墨子的某些合理化的观点，荀子还是接纳并融通贯注到自己哲学体系之中。其中显明者，莫过于“兼”。
此外，再如《荀子·正论》“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15]316一语与《墨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句相关性极大。此处语言极为相似，仅加两个“同”字。《墨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句出现频次极高，经检索，凡14见。在《尚同》1见：“故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6]此外，类似语于《兼爱》3见，《非攻》1见，《节葬》1见，《天志》1见，《明鬼》2见，《非乐》3见，《非命》1见，《非儒》1见。“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所引发的不仅仅是字句层面的相似，背后显示的则是荀子对墨子功利主义倾向某种程度的赞同。
这也凸显了荀子实持有限度的功利主义，与孟子“何必曰利”式的完全摒弃功利的道德理想主义具有根本性不同。可以说，荀子的功利主义是对孟子道德理想主义与墨子极端功利主义的纠偏，是走了兼二者而一之的“中庸”之道。
再如，公认为是墨子术语的“兼爱”在《荀子·成相》中即出现，《荀子·富国》中亦有“兼而爱之”“兼而利之”等语。钟泰在解释“兼而爱之，兼而制之”时，便认为“‘制’亦‘利’字之讹。兼爱、兼利语本《墨子》。”[17]由此可见，“兼爱”语本于墨子，而荀子借用之。不能忽视荀子对墨子某些思想、术语、概念，甚至语言存在着借鉴、化用、熔铸的一面。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荀子“兼”论与墨子“兼爱”学说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荀子“兼”论又自有其独特的理论运思，有其超越墨子“兼爱”论的思想魅力。同时，这也构成了荀子批判熔铸墨家学派的重要证据之一。
荀子“兼”论无疑受到墨子“兼爱”思想之影响。而令人振奋的是，荀子“兼”论不但不比墨子逊色，而且出于“墨”而胜于“墨”，还具备了相当深刻的哲理意涵，甚至达到了墨子所未曾触及的哲学高度、思想广度与理论深度。
（二）荀子“兼”论的其他可能来源
1.《管子》
《管子》一书，“兼”字用例，在所多有。考虑到此书为稷下作品汇编的性质以及荀子长期居于稷下游学、讲学的史实，当有借鉴《管子》话语之可能。正如胡家聪所认为的：“《管子》书系稷下‘百家争鸣’的投影。”[18]审如是，则《管子》一书所述及内容，当与荀子居稷下学宫时，有共同之话语背景。《管子》一书既有表达墨家学说的“兼爱”，又有兼官、兼覆、兼载等话语。其用法与《荀子》用例基本无别。
仅其用例未若荀子频繁，其意蕴未及荀子深邃，其体制未及荀子系统罢了。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管子》《庄子》等书都提到过‘兼爱’。……凡此皆可看出墨家思想的影响。”[19]75早在《管子·版法》中，稷下学者便留下了“兼爱无遗，谓君”[20]119的表达。《管子·版法解》中则进一步解读为，“明君兼爱以亲之，明教顺以道之，便其势，利其备，爱其力，而勿夺其时以利之。”[20]1119君主兼爱无遗的胸怀正是良善政治之本源。
另外，被学者视为稷下学著作的《黄帝四经》中“‘兼爱’一词多可以用‘公’字来替代，因此，《四经》的‘兼爱’，一方面是对道的形容，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是指法度的公正无私。在这点上，《管子》《文子》与《四经》接近。”[19]76《黄帝四经》虽与《管子》关联甚密，其相关的“兼”思想对荀子“兼”论是否有直接性的影响，则未可轻言，尚需更加扎实的证据。
2.儒家中庸之道
荀子“兼”论与儒家固有的“执两用中”式的中庸之说亦有理论联系②。“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9]22本身即契合荀子的兼权之道。中庸之道构成了荀子“兼”论的重要儒家思想传统。加之荀子“兼”论所涵摄的领域广泛，远远超过墨子兼爱之说，可视为中庸之道泛化的理论成果。
在荀子这里，中庸之道已经转化为具体化运用：术。荀子在原则性“道”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灵活性的“术”层面，比中而行，是中庸之道，是礼义之统，是治国法则，也是处世之术。“兼”论可在各个层面铺展，无论是“知者之举事”中的“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重其豫”[15]111，还是“治气养心”中的“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溼、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炤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15]25-27等等，无一不是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表现，无一不是道术之合一。
“兼爱”一词，固然可以视为墨子之专有名词，但其不可独占此词。此词可为包括荀子在内的先秦诸子所使用、改造、利用与发挥，而成为其思想中之一重要概念。荀子选用此词的来源是开放的，既来自墨子，也来自稷下道家，亦受儒家中庸之道的启发，甚至可能来自庄子等。可以肯定的是，之前各家关于“兼”的论述，极大地启发了荀子，为其熔铸、综合打下了基础，而荀子的熔铸、创造才是其“兼”论的内在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