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一个悲剧。在最早的儒学大师孔子、孟子、荀子中，荀子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以至于死后两千多年至今对荀子的功过是非依然争论不休。
荀子的功过是非究竟如何？
荀子最大的“非”，是提出与孟子“人性善”对立的“人性恶”；
荀子最大的“是”，也是提出与孟子“人性善”对立的“人性恶”。
荀子最大的“功”，是他在“性恶论”人性观的基础上，推出了一系列治世至善的理论。
两千多年来，孟子学派与荀子学派势不两立，究竟谁胜谁负呢？表面上看是孟子胜利了。孟子被推崇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孟子》一书被列为“四书”之一，是青少年考状元必读的经典著作；而荀子，被斥为儒学异端，其塑像被拉出孔庙，《荀子》之书不许青少年读，可以说是身败名裂。
但是，从两千年的社会实践上观察，我认为胜利者不是孟子，而是荀子。
认真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两千年间，诸子百家哪一家的思想对社会实践的作用最大？不是孔子，也不是孟子，而是荀子。是荀子的“性恶论”思想改变了中国。不相信吗？请看事实。
第一，荀子的性恶论确认郡县制，一贯数千年。
大秦帝国平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后，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体制？是继续使用周王朝的“分封制”，还是实行新出现的“郡县制”？
荀子说，“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议兵》）为了防止权力分散，大一统的帝国必须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他指出：“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致士》）只有消除“二隆争重”的内耗政治格局，才能实现天下和谐有序，社会稳定繁荣。
“分封制”是依靠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的国家体制。实践证明，血缘关系不是一统国家稳定可靠的支柱。西周统一的国家从东周开始到战国分裂成上百个小国，战乱不断。秦王政一统天下之后，使秦国没有一寸分封的土地，也不立皇帝的儿子、兄弟为王，更不把功臣封为诸侯，以便使国家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战争祸患。
孔孟儒家弟子对秦始皇提出批评，认为始皇帝不尊祖训。秦始皇让荀子的学生李斯领导文武百官公开辩论，国家究竟实行什么体制好？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李斯发表意见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子弟和同姓亲属很多，可是他们的后代逐渐疏远了，互相攻击，就像仇人一样，诸侯之间彼此征战，周天子也无法阻止。现在天下倚仗始皇帝的神灵之威获得统一，都划分成了郡县，对于皇子功臣，用公家的赋税重重赏赐，这样就很容易控制了。要让天下人没有邪异之心，这才是使天下安宁的好办法。设置诸侯没有好处。”秦始皇说：“以前，天下人都苦于连年战争无止无休，就是因为有那些诸侯王。现在我依仗祖宗的神灵，天下刚刚安定如果又设立诸侯国，这等于是又挑起战争想要求得安宁太平，岂不困难吗？廷尉说得对。”
始皇帝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每郡设置守、尉、监。郡县制的理论基础是荀子的性恶论。李斯按照荀子的立国思想坚持郡县制，郡县制成为秦汉乃至其后两千年中国长期采用的国家体制模式。一直到今天，我们新中国的国家管理体制，依然是郡县制。这是荀子性恶论思想在社会实践上的第一个胜利。
第二，独尊儒术。
孔子在春秋末期创建儒学，弟子三千，风靡一时。二百多年后，崇尚儒学的人越来越少。初为儒家弟子的墨翟，竟然成为儒学最激烈的反对派。孟子哀叹：“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孟子·滕文公》）唐代学者杨倞描绘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状况说，人们都以法家慎到、墨家墨翟、纵横家苏秦张仪为宗师，“则孔氏之道几乎息矣！”（杨倞《荀子序》）
汉朝建立之初，以黄老思想“无为而治”治国，虽然让百姓休养生息，生产发展，财富增加，但是异性王和同姓王的多次叛乱表明，“无为而治”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所以，汉朝历代帝王都在选择国家长治久安之策。
汉朝第七代君王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呈上《举贤良对策》， 系统地提出了“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汉武帝决定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此，汉代以儒学立国，彻底改变了儒学几近灭亡的命运。
汉代独尊的儒术是谁家之儒呢？历代代思想家认为董仲舒儒学的哲学基础是荀子的“性恶论”。董仲舒尊崇荀子，曾经“作书美孙卿”（刘向《孙卿书录》序言）。质疑孟子的性善论，说“人欲之为情，情非度制不节”（董仲舒对策三）。
尽管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也吸取了阴阳五行和"黄老"等诸子的思想，这应该看作是董仲舒又一次运用荀子融汇诸子百家的方法，本着经世致用的精神对于荀子儒学进行再丰富，但百变不离其宗，荀子儒学依然是董仲舒新儒学的理论基础。
韩愈和宋代理学家的“道统论”认为，汉代之前的儒术是孔孟的儒术，宋代之后的儒术是孔孟儒术，“道统论”将汉唐独尊之儒术排除在孔孟儒术之外。这等于肯定了汉代独尊的儒术是荀子的儒术。
汉代独尊儒术，完成了荀子所希冀的让儒学从理想主义到指导社会实践的转换，从此儒学成为中华民族上千年的主流思想。这是荀子性恶论在社会实践中的第二个胜利。
第三，性恶论是创江山与守护江山的瑰宝。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开创江山，初期皆奉尊奉性恶论。实行官兵一致，同吃窝窝头，同睡一草席，官兵平等，创业成功之后，如果不变初心，不腐化，不变质，能够继续奉行性恶论，其江山就稳固，否则江山就丧失。李自成、洪秀全走的都是这条路。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围绕破解政权建设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进行了一场著名的“窑洞对”。黄炎培感慨地问毛泽东，共产党能不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国共产党人给出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
党的二十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
毛泽东的第一个答案和习近平的第二个答案，其内涵都是“化性起伪”，用人为的办法改变人与社会需要相违背的恶的本性。
荀子讲“人生而有欲”。即便当了皇帝，其欲望也不会停滞。荀子性恶论思想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给社会的进步提供了看不见的力量。这是荀子性恶论在中国社会实践上的第三个胜利。
荀子性恶论在中国历史上的三大胜利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国家管理体制、文化主流思想、和治乱兴衰。谭嗣同说 “两千年来之政，皆秦政也，……；两千年来之学，皆荀学也，……。”（谭嗣同《仁学》）梁启超也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一皆盘旋于荀子肘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孔荀之道两千年来深入影响着中国。
然而宋代以后，荀子儒学被贬责，说荀子“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宋明理学将中华思想文化带上了歧路，儒学成为“吃人的”工具。“三纲”“五常”成为封建统治者禁锢人们言行的桎梏。男人被关在书斋里死背八股文，女人的脚越裹越小。唐朝的小脚是六寸，到明清是三寸了，实在是惊人！鲁迅描写的孔乙己、祥林嫂，并不是仅此一人，而是无数中国人的缩影。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打倒帝官封三座大山，批判封建主义，主要是批判孔孟之道。我们冷静的思考一下，两千年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不是孔孟之道，而是孔荀之道。
荀子在战国末期将儒家学说做了总结，将诸子百家学说汇融儒学，为秦汉一统华夏准备了中央集权理论的基础。
《四库全书》的编辑者们通观历史对荀子的结论是：“况之著书，主於明周礼之教，崇礼而劝学”“平心而论，卿之学源出孔门，在诸子之中最为近正”。 也就是说，在众多儒学的门派中，荀子儒学才是孔子儒学的正宗。尽管今天依然对荀子的非议声音不断，但荀子是一个扔不掉、骂不臭、打不倒、踩不烂的珍宝。荀子思想的历史功勋不可磨灭，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依然是不可缺少的坚强的文化支柱。
五四以来，许多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都站出来为荀子正名。1964年毛主席与胡志明谈话明确地讲“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把荀子列入唯物主义思想家行列。
据2009年到2018年不完全统计，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讲话引用荀子名言三十多次。把荀子引入人民大会堂，引入中南海，引入博鳌论坛，引入联合国，用荀子思想回答当今世界的现实问提。
2021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一座高235厘米、宽286厘米、深145厘米的青铜雕塑《延安窑洞对》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正式落户，将我们带回那段窑洞时光——1945年7月，毛泽东针对造访延安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共产党“能否打破历史圆周率”提问的自信回答声犹在耳：“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毛泽东给出中国共产党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之后，2021年11月11日，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用响亮的声音说：“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就是自我革命。”
“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这两个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答案，都是我们党在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获得的规律性认识。接受人民监督是祛病除疴的“外在良方”；自我革命是强身健体的“内在免疫”，二者的内在文化根基都是荀子提出的“化性起伪”，用认为的办法改变人恶的本性。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荀子思想不能空喊口号，完全可以与当前开展的学雷锋和“自我革命”结合起来。把荀子的性恶论思想融入到学雷锋和自我革命中去，荀子的性恶论能为学雷锋和自我革命注入更丰厚的传统文化内涵，进入持久的而非一时的品德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