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人的自然属性
马克思说：“人天生是社会动物”（《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反杜林论》）。恩格斯还说：“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恩格斯《费尔巴哈论》）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人来源于动物，永远不能摆脱兽性。不对民众进行必要的教育，是产生不出正确思想的。教育“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0页)。总括起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不进行教育，产生不出正确思想。
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荀子·性恶》）。“涂之人可以为禹”。“化性起伪”，用人为的方法改变人的本性，人人都可以成为像大禹那样的圣人。

2、关于人的社会属性
人不能离开社会。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87页）。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56页）。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思想具有阶级性。
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 “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名分使群“，各得其所，使欲望有了“度量分界”，便能够组成和谐有序的社会。

3、关于人的思维属性
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人有思维能力。马克思主义主张，人民群众一旦有了正确思想，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主张用共产主义理想引导人。荀子说：“人生而有知”（《荀子·解蔽篇》）。而且可以“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荀子认为，顺从天，颂扬天，不如发挥人的思维能力，掌握天的运行规律为人造福。
荀子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还有许多相近之处。
荀子从人性的初始状态入手，研究人类社会和谐太平之道；马克思从商品开始，研究资本主义，抽象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两位伟人相隔近两千年，相距数万里，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得出了人类社会伦理的相近结论。这不是巧合，是人类社会的内在规律使然。人类社会伦理，尽管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它们仍然具有本质价值特征的共性，有一条走向和谐太平的共同道路。
中华民族自远古时代始就显示出一种博大的天下胸怀。女娲用自己的鲜血炼五彩石补天，以拯救天下人的灾难；大禹为解除洪水灾害而抛别新婚妻子，三过家门而不入。中华民族的先人展示出来的价值观、人生观，追求的目标不是一人幸福，而是族群幸福，是天下人共同幸福。中华民族这种天下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延续数千年，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无数舍生取义的女娲和大禹氏的英雄。儒家“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愿景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集中表现。
很显然，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具有天然的亲缘性、共融性。孙中山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儒家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不仅是一个党的胜利，应当看做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性选择，是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天缘融合。
但是，最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新时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发展过程中，物质日趋丰富，而精神却日趋衰微，社会呈现出太多的失范、失规和失序。革命先辈们过往的献身精神让后来者不能理解，什么神圣、什么崇高、什么英雄主义、什么理想主义这些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都成为笑柄，金钱和权利就是一切，共产主义理想变得虚无缥缈。正像马克思所说，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导致了社会秩序尤其是道德秩序的衰落甚至解体。信仰迷失成为当今中国人的共同焦虑。
如何改变这种民族整体的焦虑？从中华民族自身的民族特性中找回信仰之根，应该是一条畅通之路。
荀子讲，“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对于外来的理论可以无动于衷，但决不能无视自己民族之魂。再糊涂的人也懂得，人不能没有母亲。女娲和大禹告诉自己的儿女，我们是华夏人，我们是华夏大地上成长起来的小草和大树。为族群而生，为族群而死，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有句歌词说“涂之人可以为禹，这就是中华民族”。
孔子儒学是华夏民族价值观的优秀总结。荀子儒学是孔子儒学最为近正、最具实践性的范本。
赵武灵王改变旧有的思维定式，借用“夷蛮”之长，实行胡服骑射改革，创建了中华第一支骑兵劲旅，强大了积弱的赵国。荀子运用赵文化思维，改变思维定势，批判吸收诸子百家之长，改变了孔子儒学脱离社会实践的弊端，创造性的建树了指导社会实践的荀子儒学。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需要改变旧的思维定式，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新思维，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开启新篇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新理论，建构新的意识形态，打造贴近现实、贴近民心、贴近时代的精神力量，重塑我民族信仰之魂。
毛泽东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毛泽东熟读中华经典，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灵活地运用于理论和实践之中。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哲学著作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与荀子思想融合的典范。毛泽东讲“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毛泽东《实践论》）；荀子讲“行高于知”，“行者，明也”（荀子《儒效》）。毛泽东讲“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荀子讲“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融汇荀子儒学，从认识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了哲学总结，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挥了伟大而持久的理论指导作用。
毛泽东十分赞赏荀子。他说“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1964年毛泽东与胡志明的谈话》）。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建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政治体制上，实行人民民主，为人民服务；在意识形态上，倡导一心为公，将私心称之为“万恶之源”。他号召学习雷锋，学习张思德、白求恩，破除个人私心，树立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所有这一切，都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荀子价值观的现代的社会实践。
中国在大发展，世界在大发展。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都在出乎预料的大发展。如果现在你不创造未来，那么未来你将生活在过去。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走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也不能走中国封建主义的老路，必须创建自己符合时代需求的新思维、新理论、新道路。
可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在意识形态上倡导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经济运作上行的是市场经济；而学国学用人性善做启蒙。此三者矛盾对立，互不相容。人性善无法解释市场经济的狼性现实，也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接受人性善启蒙的人，面对残酷的现实，看到的是社会上恶迹斑斑，愈加迷茫，何来社会信仰？
荀子儒学可以将此矛盾化解。
荀子主张“人之性恶”、“化性起伪“，与马克思关于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完全一致，能够揭示市场经济的丑恶本质。用人为的努力改变人恶的本性，提高道德情操，走向社会文明之路。这条文明之路的末端，便是“天下大同”，共产主义。
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倡导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经济运作上实行市场经济，学国学用人性恶做启蒙。此三者相辅相成，互补兼容，“天下大同”、共产主义的社会信仰便可顺理成章的确立。
总之，把荀子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的融合贯通，既有可能性，又有可行性。这是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需要，也是重树民族信仰的需要，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
就世界思潮而言，多年来主张西化的理论家奋力吹捧西方的自由民主。而今，西方自由民主神话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有目共睹，华尔街的贪婪，资本主义精神的困境，已经证明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并非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西方的有识之士发现，世界的未来希望在东方。有学者认为，21世纪的世界，追求客观理性的民主自由，要从荀子思想中寻求答案。今后20年，荀子研究将引领国际社会思想的研究。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包容了自由、民主、公平、公正所有的含义。儒家伦理将主导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精神。我把丰富的荀子治世至善之道概括为三个基本点：“人之性恶”＋“立君为民”＋“隆礼重法” ——→（走向）长治久安，小康、大同。用“人之性恶”观察人类世界；以“立君为民”为执政的立足点；用“隆礼重法”做治世策略，三个基本点有机结合可能成为指导世界和平发展和科学进步的主旋律。
我们已经习惯认为马克思非常伟大。马克思为什么伟大？因为他发现了人类从混乱走向和谐的真理。人类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走向和谐太平。荀子对人类的贡献是什么？荀子同样发现了人类如何从混乱走向和谐太平的真理。而且荀子的理论在今天的世界上更显得贴近现实，所以国外才有学者提出荀子思想将引领国际社会思想的研究。由此看来，荀子与马克思是同样的伟人。马克思与荀子两种思想的结合将拓展和深化我们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
习总书记非常重视荀子思想。他在浙江写的文章里常常引用荀子名言。出任总书记后，2014年10月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国历史上的治国思想，所讲的“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是荀子首创的治国理念。2015年到美国去，讲“法者，治之端也”，是荀子的原话。“义利相兼”“以义为先”，是对荀子义利观的精辟概括。习总书记在2017年在“一带一路”论坛上倡导互利共赢的天下“大道”，号召各国携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总书记已经把孔子儒学与荀子思想推向世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与荀子儒学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当今社会主义的根和魂。荀子儒学与孔子思想最为近正，把马克思主义与荀子儒学结合起来，便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荀子儒学成为现代的，让经由“两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由此我有几点感想，

第一，我们要提升对荀子儒学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里有许多伟人，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等，他们的思想各有特色，各有亮点，但是有哪一个像荀子思想一样能够和马克思主义如此广泛的契合和融通？有谁的思想能像荀子一样成为指导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进步、发展的经典？荀子创建的，“人之性恶”＋“立君为民”＋“隆礼重法” ——→（走向）长治久安，小康、大同的治世经典，是正确的社会发展之道，哪个朝代实行了它社会就发展，就繁荣。哪个社会背离了它就衰微，就败亡。荀子儒学所指引的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与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社会发展道路同样是人类世界的前进方向。我们学习弘扬马克思，不要忽略了荀子。费孝通引用英国人类学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说，“世界社会学的老祖应当是中国的荀子。”（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荀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11年，卒于公元前213年。马克思生于公元1818年5月5日，卒于1883年3月14日。从社会学的角度讲，荀子的社会学要领先于马克思两千年。荀子与马克思一样，都是指引世界前进方向的伟人。

第二，我们研究荀子要有新角度。习总书记提出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纲领，我们要改变过去孤立研究荀子32篇文本的做法，要把荀子的文章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去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是一个不同以往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方向。

第三、我们研究荀子既要面向中国，又要面向世界。如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百年未有的大变局，需要新思想、新理论。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共同向往，荀子儒学中有许多思想可以成为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思维。研究和弘扬荀子儒学是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
这些杂感不一定正确，讲出来供大家参考。
2017年3月写于海南三亚，5月修改于邯郸滴水斋。2023年6月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