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荀子重智为人文理性

荀子重智与科学间的关系固然相当紧密，但其并非科学理性而仍属人文理性阶段。何以言之？且以天道观念演进为例观之。李涤生认为，“古代天道观念，约有三变：由宗教的天，而为道德的天（义理的天），由道德的天，而为自然的天（物质的天）。”^[39]天道观念演进逻辑正是沿着由宗教神性、人文理性、科学理性三阶段而转进。宗教神性在孔子与孟子那里比较显明，虽然他们业已具有了一定的人文理性。而荀子则将人文理性发展到了先秦最高阶段，乃至后世亦难有其比。如徐复观先生认为，“由周初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到了荀子而完全成熟。由周初所开始的从原始宗教中的解放，至此而彻底完成。”^[40]“完全成熟”与“彻底完成”八个字来总结荀子的意义，评价不为不高，意义不为不大。从整个学术思想史脉络中，荀子对人文精神的豁显，对宗教神学的贬抑居功至伟，后世罕见。

人文理性是为理性而无可疑，但其并非科学理性。人文理性更偏于人文而非自然，将思维逻辑的力量与人间体知的温度于一体，具有自身出处进退的张力，所以不能说人文理性即能发展出科学，亦不能说人文理性必不能进于科学理性而发展出科学。正如王恩洋所论荀子言，“故其生平注全力于实用学说，而未注全力于纯理学说。故对名学之堂宇但开其门庭，而未全构其宫室。其未竟之绪，竟亦无人继续之，殊可惜也！”^[41]有堂宇而后方能有宫室，其规模已初具，继续之、广大之，开出科学亦在情理之中，不过需要曲折转进而已。不可由此苛求古人，进而否定荀子走向科学的可能倾向。

荀子之时，最为迫切之问题是政治一统问题而非科学之事。荀子“他没有征服自然的雄心，只是利用自然而已。”^[42]也就是说，荀子处于前科学时代，其时代性已经决定了不可能有所谓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出现。在宗教神话尚处于社会一般信仰之时，荀子对其祛魅，已经足够理性。荀子在周文疲弊（牟宗三先生语）时代起文教、兴礼治，其智性的基本走向是人文领域而非自然领域。从其理论原点处便可见其非求真科学家心态而是一求善的政治家心态，是经验主义为主而缺乏唯理主义色彩。荀子思想虽非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但其作为前科学时代的代表人物已经做得足够好，若扩而大之，则有发展出科学之绝大可能性。

结语

荀子处于战国末期百家争鸣由盛大而衰微乃至行将结束的关键时期，其思想成熟于稷下学宫这一历史、文化、学术大舞台。他长期居于稷下学宫，在这一重要百家争鸣场所批判诸子、熔铸百家，淬炼而成重要的理论成果。荀子学术的一个显明的特征是特别重视概念的梳理与搭建，彰显其理智主义的思想品格。令人叹惜的是，荀子之思路为中国传统所贬抑，但当近代中国受尽西人欺凌之时，不少学人转向荀学找寻资源以期裨益于华族。当今时代疏通中西文化脉络，荀子仍为一必不可少的重要思想资源。实事求是地讲，荀子与科学的关系并不直接，但因荀子之人文理性与科学理性不但不矛盾且非常顺适，故亦可由其思想委曲地走向科学一途。当今的荀学研究当走出尊孟绌荀、曲荀就孟的思想窠臼，接续近代荀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着力显发其智性，以真正厘清传统思想与科学的复杂关系，此对现实当有补偏救弊之益。

注释：

①关于此方面的最新讨论，可参见杨泽波：《性恶论的根本困难——从“道德动力学”角度审视荀子学理的内在不足》，载《管子学刊》，2021年第4期，第5-12页。

②当然，荀子天人观可做多方面解读。如东方朔将《天论》篇还原为一篇政治哲学文献。但不可否认《天论》可作多层次、多角度解读。参见东方朔：《荀子<天论>篇新释》，载《哲学动态》，2017年第5期，第36-43页。

③关于礼义之统的说法，《荀子·不苟》云，“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另外，《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参见：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020页）。司马迁显然是以“明礼义之统纪”一语来评述荀子。因此之故，研究者多以“礼义之统”来评述荀子思想之大端。

④据荀子研究专家佐藤将之统计，礼字在今本《荀子》中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42次（不含篇名）。参阅佐藤将之：《参于天地之治：荀子礼治政治思想的起源与构造》，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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