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国

    从思想层面来说，荀子是赵文化的杰出代表。同时，荀子对赵文化以及秦汉以后的燕赵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讨论荀子对燕赵文化的影响之前，首先需要对文化这个概念做个说明。美国学者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提出过一个对文化进行二元分析的框架，即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大传统是指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也称精英文化；小传统是指农民所代表的文化，也称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借鉴这样一个划分方法，我这里所谈的荀子对燕赵文化的影响主要指对精英文化的影响，也就是对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燕赵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以我为主、综合百家的思想立场
    荀子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思想大师，他的思想具有鲜明的综合性特征。郭沫若指出，荀子对诸子百家的成就，“或者是正面的接受与发展，或者是反面的攻击与对立，或者是综合的统一与衍变。”“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的。”（《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
    有人把荀子对诸子百家之学的吸收与综合概括为兼收并蓄，我觉得这一概括并不准确。从《非十二子》、《性恶》、《儒效》等篇可以看出，荀子对其他学派包括儒家内部的不同派别首先是一种否定和批判的立场，他的批判具有强烈的卫道性质，荀子以孔儒正统自居，否定批判其他学派，是为了捍卫他自己代表的儒家正统思想。荀子借鉴和吸收其他学派的理论观点，具有非常严格的选择性，都经过了充分的改造，在融入荀子的思想体系后，这些观点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荀子对诸子百家的吸收与综合，既是为了丰富儒家的思想武库，也是为了在理论上对抗和战胜其他学派。因此，荀子的综合百家并不是兼收并蓄，而是博采众长，熔铸为一。
    荀子的这一思想立场在汉代思想家董仲舒身上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展。董仲舒作为公羊学大师、汉代儒学领袖，他在坚持传统儒家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法家、阴阳家、道家、墨家的学说，建构了新的儒学思想体系。这一新的儒学体系由于融汇了其他学派的理论精华，使儒学能够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而且也具有了取代诸子之学从而结束百家争鸣的思想功能。
    从荀子到董仲舒，都是既综合百家之学又追求思想统一，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荀子认为，必须实现权力和思想的统一，才能治理好国家，所谓“隆一而治，二而乱”，“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荀子·解蔽》）针对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局面，他主张“齐言行”“一天下”，“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着矣。”（《荀子·非十二子》）
    吸收其他学派理论思想的同时对抗与消灭其他学派，在这一点上董仲舒不仅与荀子一脉相承，而且更加自觉，在《天人三策》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思想大一统主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大一统的实质是从思想上“灭息”其他学派，独尊儒术。董仲舒建构的以儒家为主体以诸子百家为补充的新儒学体系，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统治思想的基础，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
    近代以来，在一百多年的古今中外文化冲突与交融，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出路，学者和思想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其中，两位河北籍思想家的文化主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一是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说。
    面对清末激烈的文化冲突与思想纷争，张之洞主张“会同中西，权衡新旧”（张之洞：《抱冰堂弟子记》），既吸收借鉴西学“以开风气”，又坚守中学“以正人心”，这就是张之洞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针对思想界复古主义倾向的“东方文化优越论”和民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论”，张岱年提出了“综合创新论”，他在《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一文中提出，“兼综东西方之长，发挥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到了晚年，他将“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宗旨概括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必须弘扬民族主体精神，走中西融合之路，必须以创造的精神从事综合并在综合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在他看来，新的文化体系既要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又须容许不同流派的存在，这是一种开放的民族本位的文化观。
    可以看出，张之洞与张岱年的文化观与荀子坚持的以我为主、综合百家的思想立场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二、经世致用、注重功利的价值取向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对南方和北方学术思想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他认为，北方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人们生存压力大，没有条件追求“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这种“务实际”、“贵力行”的学术取向源远流长，在很大意义上，是荀子开创了燕赵学人经世致用、注重功利的传统。
    众所周知，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内圣外王作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儒家后学孟子继承光大了内圣一系，荀子则继承弘扬了外王一系。经世致用是荀子衡量思想学术是否有价值的基本标准，他认为，名家“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儒家内部子思孟轲的理论“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这样的思想学术皆为天下之害，务必铲除。他主张思想学术必须能够对国计民生产生实际作用，承担“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非十二子》）的功能。正是以此为价值取向，荀子撰写的《富国》、《强国》、《王霸》、《王制》、《君道》、《臣道》等篇章，皆以经邦治世、富国强兵作为思想主旨。
    荀子的这种学术价值取向对燕赵学人影响深远。清末学者王发桂认为，通经致用的燕赵学人，“自汉迄今，代不乏人”，“要皆经术湛深，事功卓著，立身制行，非托空谈，其飨庙廷，若汉董江都、毛长公，宋邵康节，国朝孙征君诸大儒，光垂史册，诚不朽矣！他若祀乡贤、名宦、昭忠等祠，及隐逸、处士诸君子，其经济学问昭昭在人耳目间。”（《北学编·补刊北学编序》）
    王发桂提到的孙征君即清初大儒孙奇逢。孙氏为学力主躬行实践、经世宰物，《四库全书总目》作者认为，孙奇逢“平生之学，主于实用”。同为清初大儒的颜元继承光大了孙奇逢的“实用”精神，他指斥宋明理学家“居不习兵农礼乐之业，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四书正误》卷四）。他认为，程朱陆王两派之辩，无论是对是错，皆为无用之说，“分毫无益于社稷生民，分毫无功于疆场天地”(《朱子语类评》) 。他主张以尧舜六府、周公三物、孔子四教的实用之学取代理学家的空疏无用之学。颜元力倡的实用实践之学，被梁启超称作是中国的“实践实用主义”。颜元的实用之学与荀子有着密切关系，章太炎在论析颜元思想是曾说：“颜氏明三物出于司徒之官，举必循礼，与荀卿相似。”（《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322页)
    三、客观理性、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
    在先秦诸子中，荀子是一位最具客观、理性品格的思想家，强调理论要符合实际、认识须付诸实践。他说：“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性恶》）荀子所说的“符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思想理论要符合事实，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因为荀子颇具理性精神，强调客观现实对理论的重要作用，故梁启超称荀子思想与西方的科学精神最为相近，牟宗三则认为荀子最重客观精神之建构。
    荀子的客观理性、注重实际的学术品格，对燕赵学术有广泛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间，宗派属变，壹皆盘旋荀子肘下。”对汉代经学特别是古文经学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河间献王刘德，无论是政治观念还是学术理念都有鲜明的荀学痕迹。在政治上，他继承荀子的礼治主义，主张以礼乐治天下，认为“治道非礼乐不成”（《汉书·礼乐志》）；在学术上，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书·河间献王传》）。与淮南王刘安好“浮辩”之学不同，刘德“不好浮辩而乐正道，知之明，信之笃”。作为当时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刘德凝聚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治诗的赵人毛公，治《左氏传》的赵人贯公，形成了盛极一时的河间学术中心，对汉代学术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刘德“实事求是”的学术理念，到后来成为清代乾嘉汉学的思想旗帜。
    清代燕赵著名史学家崔述，以他功力精深的学术考辨，很好的继承和诠释了客观理性、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对当时汉学、宋学相争互斗的局面，崔述颇不以为然，“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此不过因幼时读宋儒注日久，故厌常喜新耳。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于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单论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别录·洛书非九畴》）他主张抛弃门户之见，尊重事实，考核原委，恢复历史的真相。他在这一理念支配下撰写的《考信录》得到学界高度评价，“考据详明如汉儒，未尝墨守旧说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未尝空谈虚理而核乎事之实。”（《清史稿·儒林传三》）“不谈虚理而核乎事之实”的治学态度，正是荀子学风的遗响。
    最后，就邯郸如何加强荀子研究问题，谈谈几点看法。
    首先，应充分重视荀子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把荀子打造成邯郸的文化名片。挖掘历史文化名人，打造地方名人文化品牌，是当代文化建设的一个趋势，也是地方文化发展的重要生长点。广东把六祖慧能做为岭南十大文化名片之一；余姚市以王阳明、黄宗羲等“名人文化”打造城市新名片。这些都值得借鉴。据我们邯郸的学者刘志轩先生考证，荀子是邯郸人，这个观点得到了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的肯定。史有明载，荀子是赵人，而邯郸是赵国都城，所以，把荀子作为邯郸文化名片，顺理成章，也应该理直气壮。荀子是公认的大思想家，《畿辅丛书》将荀子列为燕赵学者第一人，荀子历史地位和影响力毋庸置疑。把荀子打造成邯郸文化名片，对提升邯郸的文化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第二，把邯郸打造成荀学研究重镇。这是一项提升邯郸学术地位的工程。目前邯郸正在筹建荀子研究会，邯郸学院有赵文化研究中心，应该充分发挥这些学术团体的作用，推动荀学研究。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推动这项工作：一是建设荀子研究信息中心。通过购置、复制、征集等各种方式，广泛搜集有关荀子、荀学的古籍文献、当代研究成果，包括海外成果，并将这些资料数字化，争取建立一所在国内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荀学数字图书资料中心；二是在邯郸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支持下，规划一批有既学术价值又对地方文化建设有积极意义的课题，推出一批高水平的成果；三是定期举办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荀子学术研讨会，以此来不断推进海内外的荀学研究。
    第三，积极寻找和构建继承、传播荀子思想的文化符号和载体，将荀子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荀子中学”的命名就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举措。在这方面，还有许多空间可以开发。比如：加强对邯郸地区荀子文化遗迹、传说的发掘和整理，在邯郸博物馆中开辟荀子专题展厅，开发建设荀子文化广场或主题公园，等等。
    我相信，随着文化建设的发展和学术资源的积累，邯郸的同志们一定能够将邯郸打造成国内荀学研究的重镇。
    （作者系河北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