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海涛】荀子对先秦之“理”的集成与推拓——以“理”与“道”、“礼”的关系为中心

作者：姚海涛（青岛城市学院）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社会科学动态》2023年第2期

摘 要：后世论“理”，高深玄妙，以理学为尊。先秦论“理”，深浅有度，以荀子为大。从学界荀子论“理”研究入手，以兼顾义理阐发与训诂达意的方法观照孟子、荀子，旁及诸子之“理”。

概言之，荀子论“理”大义有三：

一，以“道”、“理”关系观之，荀子之“道”，多为人道，“理”为“道”之内容，“道”即“大理”；

二，从“理”字含义角度，荀子之“理”亦包含条理之“理”与治理之“理”，构成“治理”一词来源；

三，从“礼”、“理”关系观之，荀子之“理”在礼出乎理、礼理通用、礼义与文理三个维度上进行了理论创新，且构成“文理”一词来源。荀子之理，广大悉被，具体精微，可谓集先秦论“理”大成。荀子论理，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在“理”与“道”、“礼”的关系处理上，具有重逻辑分析、重理论推拓的品格。准乎此，荀子完成了对先秦之“理”的集成、辨正与推拓。

关键词：荀子；理；道；礼；集成；推拓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今日之“理性”一词，由外文翻译而来。如英文之reason,法文之la raison。法文此字则来自拉丁文ratio，其动词为reor，意为筹算、思考、推论等，又衍生出筹算、思考、论证、理由、理智、理性诸义①。“理性”属外来词，中文语词中有与之相对应者，翻译方可圆融无碍。古人尚简，喜用单字，而“理”之一字，恰好与外文之reason相合，故以“理性”翻译之，妙合无间。

“理”之一字，雅俗共赏，属百姓日用之常语，而哲理思辨亦常论之。宋明学术称为理学，也称作道学、性理之学或义理之学。于是，“理”由普通用字而升堂入室，成为宋明学术之名。可见，“理”既为学术名，又贯之于人伦日用之中而成为百姓所知之名。清末以来，西学渐炽，有识之士出于保存中华文化之目的，由日本引入“国学”一词，而有国学门类。国学可分类为考据之学、义理之学、经世之学与辞章之学。义理之学遂脱去纯粹理学外衣，而成国学分类中一门，有了近似于哲学的意义。若从学术意义上讲论，则义理之学为中国古代学问之一大宗。

具有哲学意义的义理之学肇始于先秦，大兴于宋明。程朱理学所言其“理”源自孟子。陆王心学言其“心”亦源自孟子。孟子固然曾论“理”“心”“性”等，但远未若宋明学者所讲论之玄妙。若对先秦论“理”进行一番钩稽、梳理，可一窥“理”之原始意蕴，亦可得先秦诸子论“理”差异与观念改造之深浅等。平情而论，先秦诸子论“理”，皆非玄妙，而是深浅有度，尤以荀子为大。

一、学界荀子论“理”研究简述

对中国哲学中“理”字进行研究的成果不胜枚举，今人尤多，兹不罗列。中国思想史上比较有名的成果当属南宋陈淳《北溪字义》、清代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和民国刘师培《理学字义通释》。此三作品对“理”字列专条进行研究。三书可分别视为义理阐发与与训诂达意的代表性著作。其中《北溪字义》列“理”字词条，着墨不多，实有开创之功。《孟子字义疏证》广列“理”之条目十五条，条分缕析，用力颇深。《理学字义通释》后起，列“理”“性、情、志、意、欲”“仁、惠、恕”“命”“心、思、德”“义”“恭、敬”“才”“道”“静”十目，析之甚精。三书虽并非研究荀子之“理”，但为进行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与有益的借鉴。

从中文学界关于荀子论“理”研究情况来看，暂无专题论文论述，仅存在于个别学者专著或注解之中，多为捎带论及。其中较成规模者，若以出版时间之序，有唐君毅、李涤生、佐藤将之、霍生玉四人。四人的荀子论“理”研究，可分为两类：义理阐发与训诂达意。

（一）义理阐发式研究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一书，将中国哲学的“理”“心”“名”“辩”“言与默”“辩与默”“致知格物”“道”“太极”“命”十大重要观念以十八章的篇幅，进行了推本溯源与义理诠发式的研究。原“理”为重要研究内容，且列为首二章，占据全书相当篇幅②。

全书共十八章，若从涉及章数来看，有第一章“原理上：“理”之六义与名理”，第二章“原理下：空理、性理与事理”，占了全书的九分之一。若从篇幅分量来看，约占全书十分之一。 据该书自序，“首二章为原理者，乃以哲学皆明义理，中国哲学之义理固有种种。此文即就其要者分之为六：即物理、名理或玄理、空理、性理、文理、事理。”③从探究中国哲学“理”这一重要范畴角度，作者必然会论及先秦诸子论“理”有卓殊之见的荀子。唐先生对“理”的梳理与阐发，对于不太重视分析的中国哲学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形塑，对于树立中国哲学的范畴观有着重要学术意义。因唐先生从中国哲学史角度去原“理”，故论荀子之“理”，犹有未尽之处。

佐藤将之在详细列明荀子“理”字用例基础上，从秩序与合理性两个向度对荀子之“理”与“礼义”进行了观照③。佐藤将之专著第五章为“效法天地秩序和体现文明秩序的帝王：《吕氏春秋》的‘理义’与《荀子》的‘礼义’”，其第三节题为“《荀子》的‘理’概念与‘礼义’”④。其研究从效法天地秩序和体现文明秩序的帝王两大方面进行，以荀子礼治思想为战国诸子思想的综合角度展开。佐藤将之对“理”概念的分疏研究，着紧用力于荀子继承先秦诸子言“理”，而成一综合性之政治格局。而对此概念在荀子思想中的横向铺展研究则不够。“理”在荀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与其他概念的关联性，如何与其他诸概念“粘连”为一体，终成荀子思想体系中一重要概念等方面，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二）训诂达意式研究

若论注释《荀子》的训诂类著作，唐杨倞有首注之功。杨倞在注释之时虽对“理”字时有注解，但并未意识到“理”之于荀子的重要意义，所以在注解时未联系全篇进行统合式注解，且其注释未精、未当之处较多。清代注荀作品，大多对荀子之“理”，未予属意。间有王氏念孙，偶有妙解。而近代注荀作品，数量众多，良莠不齐，注解同一处“理”字用例之时，亦往往仁智互见，莫衷一是。解者以其昏昏，岂可使人昭昭？

通观注荀作品，若论对荀子之“理”有所措意且有成果者，非李涤生《荀子集释》（以下简称《集释》）莫属。《集释》“理”字注释，几乎有“理”必注，往往斟酌有加，颇有心得，独具新意。原因概有三：一，文字注释与义理疏通相结合的体例。《集释》基本走了一条以训诂为主、义理为辅的注释路径。二，《集释》具有先天优势。由于《集释》后起，较之王先谦《荀子集解》所见研荀成果更多，所能吸纳观点亦多。三，《集释》视野通达开阔，兼顾《荀子》整体与部分。其注意到《荀子》每篇基本上围绕一个固定话题写作，故撰“题解”，以利于篇章整体性理解。同时，对“理”“礼”等重要概念，一一疏解。

霍生玉《古词今语：<荀子>与杨倞注词汇比较研究》一书注意到了荀子“理”词义的丰富性，对“理”进行了个案举例式研究⑤。其主要从词义演进方面梳理从荀子之“理”到杨倞注“理”的进展变化，甚至绘制出了“理”字词群从单音词到双音词的词义、词形发展脉络示意图。以训诂学手段进行的系统研究，对于研究荀子之“理”提供了诠释资料与阐释边界。但文字本身不能局限思想，而思想往往是溢出文字之外者。其研究仅着意于对杨倞注释进行客观忠实的还原，而无意于对注解之恰当与否作判断，更无意对荀子“理”的思想层面及与诸概念之间关联进行研究。

（三）前人研究之启示

一方面，上述成果对荀子“理”的研究有开创之功，有启发之用。但应该看到，之前的研究存在分析不够、理解不透、认知未明的问题。另一方面，因研究目的存在差异，之前的研究或偏重训诂，或重在义理，这给后续荀子之“理”研究，留下了统合二者的研究空间。

义理阐发与训诂达意本属一体之两面，应当相互为用，助力思想史的观念厘清与字词诠解。但学者往往因为专业背景的关系，取此而舍彼，固执于一端而不悟。劳思光曾指出过清儒纯粹以训诂手段进行研究对观念研究的遮蔽。其言曰，“清乾嘉以来，谈儒学者有一根本错误，即将哲学问题当作训诂问题。此种谬误，显而易见。盖哲学家所提观念之确义，不是可通过字源研究而完全了解者。”⑥而唐君毅则进一步指出，“清儒言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考核为义理之原，今则当补之以义理明而后训诂明，义理亦考核之原矣。”⑦唐先生将义理与训诂合观，挺立起义理之大本大源的地位，对于研究荀子之“理”，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孟子之“理”：条理、义理、顺（利）

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乃学术研究的不二法门。爬梳先秦典籍，是厘清荀子之“理”，并给予其适切定位的必由之路。爬梳、厘清之路，就从《孟子》开始吧。

《论语》《老子》中均无“理”字。至于像清代陈澧所言，“《论语》虽无‘理’字，然其意以理、欲对言者甚多”⑧之语，则属调和汉学与宋学，申论过度，兹不论矣。清代学者凌廷堪曾注意到《论语》中无“理”字：“《论语》记孔子之言备矣，但恒言礼，未尝一言及理也。”⑨清代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也注意到，“六经、孔、孟之言以及传记群籍，理字不多见。”⑩若沿唐君毅查考的线索寻觅，“理”之一字，《易经》《春秋》《仪礼》中均未见。《诗经·小雅·信南山》则有“我疆我理”。此“理”为“分地理也”。⑪此处“理”为划分田地沟渠之意，并无后世的哲理意涵。

唐君毅言，“今查孟子书中，理字凡四见”⑫，统计有误。“墨子中之理字，凡十二见”中之“十二”当为“十三”。翻检《孟子》“理”字，凡7见，分别是“条理”（4次），“谓理也”（1次），“理义”（1次），“不理”（1次）。“理”字原意为“治玉”。《说文解字》云，“理，治玉也。从玉，里声。良止切。”⑬玉之未剖判之前是为“璞”。经过玉人雕琢打磨之后，才显出玉之姿彩。《孟子》论“理”，正是从其原意出发，而引申出如下三义。

其一，以“条理”论圣。《万章下》言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⑭

《孟子》全书“理”字7见，仅此章便4见，且均以“条理”面目出现。可见，“条理”义为孟子最常用者。戴震解此句云，“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亦曰文缕。理、缕，语之转耳。）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⑮孟子评价四位圣人时，以“圣之时者”评孔子，认为其集三圣人“清”“任”“和”之大成。为了说明集大成之义，孟子又以奏乐时之“金声”“玉振”谈节奏、条理。奏乐之时，乐器安排、始终有序，有条理之义。

以奏乐之“条理”喻智、圣，孟子可谓善喻者也。孟子之论，善喻有意蕴，条理有章法，难怪赵岐《孟子题辞》云，“儒家惟有孟子，闳远微妙，缊奥难见，宜在条理之科。”⑯《尔雅·释训》中有以“条条”释“智”句云，“条条、秩秩，智也。”⑰可见，条理之“条”与“理”，由治玉原义而生发出秩序义，均与“智”关系密切。

其二，以“理”论“性”。《告子上》言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⑱理在人心，自孟子始。人心之所同然者，是为理、义。以理言性，即心言性，是为理义之性。此义含有心之秩序义，亦是由条理义而生发出者，可溯源到治玉之文理。结合此章之前所言“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圣人亦是人，人有共同之心灵秩序、心理喜好。所不同者，只是圣人为先觉者，先体悟到理义罢了。此语本甚平易，不料至宋儒竟发展出“性即理”之说，阐发出玄妙的性理、天理之论。

孟子此处是否有深义在焉，清代学者辨之甚明。因宋儒所阐发出的幽深微妙之意，使得礼学大家凌廷堪保持着相当的理论警惕。他从“圣人之道，至平且易”的角度言之，认定作为圣人遗言之《论语》以平易教人、笃实可依为尚，不言“性与天道”此等深邃玄虚之空言。“理”之幽深，流为释氏，故凌氏不言，转而致力切于人伦日用之礼学。若借用王若虚评点“解《论语》者有三过焉”之语，来衡定宋儒对孟子性、理之说的阐发，正是“过于深也，过于高也，过于厚也。”⑲孟子之“理”，已被后人当作可供拿捏的面泥，不知已被塑成了何物。此正是清代朴学对宋学不满之根源。

其三，“理”为“利”“顺”。《尽心下》中记载，时人貉稽对孟子言，“稽大不理于口。”⑳“理”，赵岐注为“赖也。”焦循认为，“理、俚声同字通”，据《说文》“俚，聊也”，据《战国策·秦策》“百姓不聊生”注“聊，赖也”，据《国语·晋语》“君得其赖”韦昭注“赖，利也”㉑，将理—俚—聊—赖—利之间的互诠关系打通。近人杨伯峻则从《广雅·释诂》“理，顺也”之解㉒，亦可通。刘师培指出，“《说文》‘顺’字下云，理也。训顺为理，则古籍所言顺字皆含有秩序之义。”㉓如此，理释为利、顺皆有据。“顺利”一词之出现，当与“理”亦有关联。“稽大不理于口”之“理”，并无深义。

不可否认，孟子所用“理”字很少。亦不可否认，孟子对“理”之一字，确实有所诠释，但基本围绕在本义周围，作一些引申与发挥而已，与后世宋儒“天理”“性命”之说存在绝大的理论鸿沟，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天解作理，训诂亦难通。正如毛奇龄《四书改错》所言，“《孟子》：莫之为而为者，理也。向使孟子闻之，亦必咈然。若曰：吾之不遇鲁侯，理也。则孟子将勃然矣。”㉔历史学家侯外庐曾言，“实在讲来，‘理’字由孟子起始在义理方面有所阐发，孔墨并不专言理。”㉕平心而论，“有所阐发”可能是指，孟子将“理”的秩序义开始与“性”有所结合。这就为宋儒哲理病态式挖掘，留下了可能空间。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所言“理”，有“理”十五条，特将孟子之“理”分疏出来，抉发“理”字之蕴谓，批判程朱理学意义上的“理”，以正“理”之本名。孟子论“理”，一则，于《孟子》书中并不多见，说明此非孟子重要概念。二则，其义皆是实，而非虚，并未如后代理学家所言之虚玄高妙、形上莫测。正如清代任翼圣曰，“理乃玉文细密之名。孟子言‘始终’‘条理’，子思言‘文理密察’，孔子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皆就分别细密处言之，非大本、大原之名也。”㉖宋儒的高妙“理”论似可溯源于孟子，实则正如程颢有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乃是自家体贴出来。”此“理”已与先秦元典精神关联度极低，文献学依据异常薄弱，可视作自家妙契心会，仅此而已。“自家体贴”才是宋儒“理”之真正来源。而宋明儒追溯于孟子，并言之凿凿，岂不谬解孟子哉？

三、荀子论“理”大义

孟子论“理”，意蕴非深，亦不精到。而包世臣《与沈小宛论礼书》曾云，“荀子之所持者，礼也。孟子喜言理，而荀子喜言礼。近人凌君次仲作《原乱》三篇，谓礼由理而始生，知此义者可以会通孟、荀二家之说矣。”㉗孟子之理与荀子之礼，似成一对局。谓孟子喜言理，未必当，实荀子亦喜言之。谓荀子喜言礼，则极是。包氏不知，荀子才是先秦诸子论“理”之集大成者、辨正推拓的思想大家。

从“理”字在《荀子》中的覆盖率来看，唐君毅注意到，“先秦诸子中，唯荀子喜言理。荀子除荣辱、致士、强国、成相、尧问、子道等篇以外，每篇皆用及理之一字，一见或数见不等。”㉘其所言“荀子喜言理”，极是。而其统计无“理”之篇目则有误失。其中，《荣辱》“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句，有“理”字。《成相》“莫不理续主执持”，亦有“理”字。按之今本《荀子》三十二篇，无“理”字之篇，仅有《致士》《强国》《君子》《子道》《尧问》五篇。“理”字篇目覆盖率高达84.4%。若考虑到今本《荀子》后五篇为杨倞视之为“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㉙，并非荀子亲著，而《子道》《尧问》二篇即位列其中，篇目覆盖率则将高达88.89%。这一极不寻常的文本篇目覆盖现象，足见荀子对“理”之钟爱、重视程度。

从“理”字在《荀子》中出现的次数来看，据佐藤将之统计《荀子》中“理”字出现106次㉚。若仔细统计一下，当有107次之多。从佐藤将之书“附录”所列“荀子中‘理’字用例”来看，其统计缺少的一次亦是《荣辱》篇“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中的“理”。此“理”字，既非衍文，亦非讹文，当计算在内。此处统计，以今本《荀子》为准，书中“理”之衍字与治、理二字之纠缠公案，不计入内。衍字、公案之事，待后文论及。据统计，《论语》中“仁”出现109次㉛。考虑到《论语》与《荀子》字数相差悬殊，一为一万五千多字，一为九万一千多字㉜，当可推知荀子之重“理”，其虽不似孔子之重“仁”，实足以构成荀子一重要概念。

（一）荀子之“道”、“理”及其关系

1.比较视野下的先秦典籍“道”与“理”，足见其为荀子特重之概念

“道”本为道家学派核心观念，其出现于先秦道家文本中的次数必然不会太少。但由于早期道家文本简略，减损了其统计学意义。如道家元典《老子》仅有五千言，其“道”字出现76次，无一“理”字出现，不太具有与他书比较之意义。黄老学经典《黄帝四经》由于仅一万余字，且有脱字，称不上一部完整的经典，横向比较意义也不大。

若据佐藤将之所统计的先秦文献中“道”字，按出现次数进行排序，依次为《管子》（500次）、《荀子》（379次）、《庄子》（366次）、《韩非子》（340次）、《礼记》（282次）。㉝“理”字出现的频次之序，则依次是《管子》（159次）、《荀子》（106次）、《韩非子》（83次）、《庄子》（38次）、《礼记》（33次）㉞。由于《管子》一书是“稷下学宫中一批佚名的齐地土著学者依托管仲编集创作而成”㉟，为部分稷下学者作品之汇编，非一人一时之作，其“道”与“理”字的出现频率过高，不足怪也。即使将《管子》计算在内，则在先秦经典中，《荀子》竟然在“道”“理”二字的统计指标上均位居第二，在先秦个人专书中位列第一，这不得不引起深思。

《庄子》一书八万余字，虽逊于《荀子》的九万余字，但字数略近，时代相续，具有较强的可比性，是一个理想的比较样本。《庄子》中“道”字出现366次，略逊于《荀子》的379次，这与其总字数略逊当有关系。而“理”字出现次数，《荀子》竟是《庄子》的2.8倍。易言之，荀子“道”字的使用率竟与以“道”闻达于天下的道家共比高，“理”的使用上又让道家望尘莫及。学界基本公认，《庄子》仅内篇七篇为庄子自著，而《荀子》则很可能是经过荀子晚年修订之专著。

如此看来，《荀子》中“道”与“理”的出现频次如此之高，足以说明荀子对这两个概念的重视程度。很明显地，“道”与“理”是荀子思想中两个重要的概念。若将“理”置于荀子思想体系之中，与先秦所论“理”相贯通，并梳理出“理”与《荀子》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必能见其真义。由是，荀子“理”的思想世界方能透出，“理”之大义方能显露。

2.荀子之“道”，多为人道

“道”本无深义。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道，所行道也。（《毛传》每云行道也。道者，人所行，故亦谓之行。道之引伸为道理，亦为引道。）从辵、首。（首者，行所达也。首亦声，徒晧切。古音在三部。）一达谓之道。（《释宫》文，行部称，四达谓之衢。九部称，九达谓之馗。按许三称当是一例。当作一达谓之道，从辵、首。道，人所行也，故从辵。此犹上文邍人所登，故从辵也。自邍以下字皆不系于人，故发其例如此。许书多经浅人改窜，遂不可读矣。”㊱“道”之一字，本为人所行之路，经由《老子》《庄子》《周易》等经典的引申发挥，具有了不变本体、自然规律诸义，构成了一形而上学的重要概念。后宋儒之学，又被称为道学、理学，将道与理之义通而用之，正体现道与理之密切关系。其“道”与“理”与先秦所论，已非一义。

道可分为天道与人道，是谓天人之道。若依天地人三才之说，则可分天道、地道与人道，荀子皆曾言之。

言天道者，如《天论》“天行有常”，有学者认为当是“天道有常”㊲，再如《乐论》“舞意天道兼”。言地道者，有下所引“非地之道”。荀子论“道”，最为明晰真切者，要属下面两段：（1）《儒效》：“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㊳（2）《君道》：“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㊴可见，荀子论“道”，更为注重者为人道，为王道，为君道。由（1）可见，先王之道正是比礼义而行者，或者说，正是礼义之道。此正彰明荀子确乎为礼学大宗。由（2）可见，荀子所重者为政治管理意义上的人道：群居和一之治道，而君主为“善班治人者也”。荀子重者为“分是非”，“治曲直”，“辨治乱”，“治人道”。而治道之大，莫大于礼义。

依高华平教授的研究，从战国中晚期的郭店竹简所用“道”字来看，在哲学概念上，书写者基本用“道”来表达“天道”，而以“

”来表达“人道”㊵。审如是，战国中晚期正处于天道、人道概念用字分野的时期，荀子处于战国晚期，其对人道的重视，也属这一分野下的思想选择。道本为人所行之路，由人而达于天，几成表述天道的专属概念。先秦道家论道，已有挣脱人间，虚悬于天的倾向。到了荀子，重新将“道”从天上拉回到人间，置换还原为人所行之道，引申辨正而为礼义之道。群居和一之道，便是礼义之统，亦即礼义之道。所以在荀子，礼义是为道，是为人群社会共由之大道。荀子之于“道”的辨正之功，不为不大。

3.“道”、“理”的关联之一：“理”为“道”之内容

如前所言，《论语》《老子》无“理”字，《孟子》仅7见。而黄老道家著作《黄帝四经》中有31次“理”字用例，有循理、尊理、失理、绝理、名理、天理、天地之理、人之理、逆顺有理、人事之理等词组。

《庄子》“理”字38见，有悖于理、物成生理、遁天之理、大理、天地之理、万物之理、知道达理、成理、理其心、万物殊理、道理等词组。《孔子家语》“理”字15见，依次是“非理”，“分属以理之”，“一物失理，乱亡之端”，“修其理”，“治理”（2次），“治政有理”，“情性之理”，“官属不理”，“举事失理”，“动必以道动，静必顺理”，“长其理”，“礼者，理也”，“定《礼》理《乐》”，“摄理”。《荀子》“理”字107见，大多由复合词构成，如道理、事理、文理、大理、治理、循理、理物、天下之理、逆顺之理、群居和一之理、物之理、长少之理、礼义文理等。检诸先秦文献，论“理”之多且精者，非荀子莫属。

荀子既然如此重视“理”，视其为思想中一重要概念可也。其必在整个荀子思想体系中必承当重要作用。“道”与“理”经常连言，而成“道理”一词。“道”与“理”之意义关联，便从此词开始。

有关论述，《荀子》中有“可与言道之理”，“其行道理也勇”二句。其道、理并列，亦可相互解释。《劝学》云，“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㊶道之方、道之理、道之致三者连言，且呈现出依次递进的关系，其中“道”为主干，故此“道”为何便成为理解之关键。

李涤生解为“理论”，指儒家之道的内容㊷。此“理”为细密的儒家理论，在荀子，则为礼义之道。正是《劝学》篇所言“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所学之之道，是“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的进阶渠道。从为学者的“礼恭”“辞顺”“色从”来看，这是求学、成圣的前提条件。“辞顺”之“顺”，核之《修身》“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㊸，“辞顺”之“顺”当与“谀”正相反对，当是与阿谀附和相反的真心唱和。

李涤生释为“谦逊”，未若释为“和顺”。“道之理”处于“道之方”“道之理”“道之致”中间位置，明显地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性作用。“道之方”为行道方法，“道之致”为道之极致境界，故宜将“道之理”之“理”，理解为道之具体内容，类似表里之“里”。日人物双松认为，“道之理，言条理细密处也。”㊹其所论“细密处”，亦正是道之内容。道之方、道之理、道之致三者，由方法到内容，由内容到境界，正是螺旋式上升的路径。可见，此“理”为道之内容义。

荀子《修身》云，“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㊺“其行道理也勇”一语中的“理”字，龙宇纯认为，理字疑为衍文㊻。从“求利”“远害”“行道”皆为二字成词的角度看，龙说似是，实未必然。据李中生的研究，《荀子》中存在文句异例现象，且比较普遍㊼。“行道理”之所以不当为“行道”，正是为使文章错综起伏而句式不齐之例。

荀子行文喜奇，目的是使文章错综，富于变化。因而不宜于能通之处，随意删改原文。从“可与言道之理”句看，“道之理”既可言，亦属可行之列。荀子《性恶》有“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㊽之句，所表达的正是可言、可行之义。故，此处“行道理”亦无不可，不烦删字。另，《庄子·天下》有“泠汰于物以为道理”㊾句。《韩非子》中“道理”一词，多达11见。有哲学诠释意味者，《韩非子·解老》“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㊿句中皆有“道理”一词。那么，《荀子》中出现“道理”，自不必奇怪。可见，《荀子》构成了后世“道理”这一常用词之重要语源。

4.“道”、“理”的关联之二：“道”即“大理”

道与理的关系，一方面紧密至极，可谓分而不分；另一方面，又存在一定疏离，可谓不分而分。宋儒陈淳认为，“道与理大概只是一件物，然析为二字，亦须有分别。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与理对说，则道字较宽，理字较实，理有确然不易底意。故万古通行者，道也；万古不易者，理也。”51虽其为宋儒，所言道与理关系极为确当。道与理之间关系深矣，仅是一物而二说，从不同角度言说而已。从通行角度言之，道也。从不易角度言之，理也。道为人人所通行，理是道之下贯与落实，是贯彻于事物真切不变的条理与秩序。

“理”为“道之理”，有不易之义，此乃天下通义。如《庄子·缮性》即言，“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52“大理”一词，《庄子·秋水》1见。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53从“曲士不可以语于道”和“尔将可与语大理”二句观之，再结合前所引《庄子》“道，理也”句，“大理”即大道。“大理”一词，《管子·四时》亦曾1见。其言曰，“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径也。”54此处以阴阳说天地之理，以四时说阴阳大径，构建了四时—阴阳—天地的逻辑理路。

荀子说，“志轻理而不重物者，无之有也。”杨倞注为“理为道之精微。”55此处点出的正是理（道）、物之间的轻重关系。荀子言，“类不悖，虽久同理。”56又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57此二句所言“同理”与“类不悖”“与万世同久”相联系，取“理”“道”不易之义甚明，是“道，理也”的荀子式表达。

此外，荀子注意到了区割道与理，故用“大理”一词言“道”，大理即道。荀子所言“大理”，有3见，如下。

（1）《正论》：“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58

（2）《解蔽》：“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治则复经，两疑则惑矣。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59

（3）《解蔽》“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60

从逻辑上看，（1）中“天下之大理”当是比前所言“逆顺之理”更为上位的概念，则是道。（2）中“暗于大理”之“大理”与“天下无二道”之“道”前后呼应，义当相同。另，“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之“曲”“大理”正与《庄子·秋水》“曲士不可以语于道”之“曲”“道”互相发明。可见，道即大理。（3）中“制割大理”之目的在于理“宇宙”。

而本句上段起首句为“人何以知道”。所言者正在于如何知“道”及知“道”之效用。另，荀子《正名》有言，“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61“道之工宰”与“治之经理”正相对而为言。依物双松说，“工宰”当释为“工，工匠也。宰，宰夫也。”62则“治之经理”亦当为“治之经”与“治之理”，而“治之经”据《成相》为“治之经，礼与刑”。“治之理”则为“治道”。“经”“理”二字分读与上所引《管子·四时》中“天地之大理”“阴阳之大经”似亦相涉。

由上分析可知，荀子以“大理”论“道”的思想与《庄子》《管子》有语源上的联系，尤与《庄子》较近，但其所用例又较之两书为多。在《庄子》《管子》二书，“大理”仅为一用之词，而在《荀子》，则显然蕴含着荀子独特思想用意。

（二）条理之“理”与治理之“理”

1.条理之“理”

“理”初义为治玉。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理”与“琢”“琱”字同为“治玉”之义。其又引《战国策》郑人所言“玉之未理者为璞”，将“理”解为“剖析”。“玉虽至坚，而治之得其䚡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63同时，引申出“天理”。“天理”一词，在《黄帝四经》《庄子》《礼记》《韩非子》中均有出现。其意谓“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无憾而后即安，是之谓天理，是之谓善治。”又，引郑注《乐记》“理者，分也”，得出“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64《礼记·学记》中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65语。将治玉之过程与人的学习过程相类比，成器与知道分别是玉与人的目标追求。由治玉而引申出“条理”之义，孟子曾以之论智、圣。

《荀子》一书，篇题与内容配合恰当，条分缕析，特重条理，彰显逻辑之智，是“理形于言，叙理成论”66之佳作典范。此为“条理”之“理”通达于文章之佳例。牟宗三先生所谓“荀子实具有逻辑之心灵”，“荀子之思路实与西方重智系统相接近”67之表现。条理之“理”，囊括了分别、条理、秩序、逻辑等含义，兼具名词及形容词词性。

条理之“理”在语词方面，芸芸大者，莫过于下面一段。《儒效》：“井井兮其有理也，严严兮其能敬己也，分分兮其有终始也，猒猒兮其能长久也，乐乐兮其执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用统类之行也，绥绥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乐人之臧也，隐隐兮其恐人之不当也，如是，则可谓圣人矣。” 68“理”，杨倞释为“有条理也。”“井井兮其有理也”正是“井井有条”一词的来源。荀子以十句铺排语言，构成排比句式，在辞采华丽的外表下，却以十个“兮……也”表现着文章“条理”，其间“井井”“分分”“修修”以及“有理”“终始”“用知之明”“统类之行”，皆包含“条理”之义。所有词语指向的“圣人”，与孟子以“条理”论圣之圣人殊途同归。而所论述之绝妙，过孟子远矣。赵岐谓孟子属条理之科，若将其冠于荀子，尤为精当。

再如《仲尼》：“求善处大重，理任大事，擅宠于万乘之国，必无后患之术：莫若好同之，援贤博施，除怨而无妨害人。”69俞樾认为，“‘理’字衍文”。非也。“善处”“理任”“擅宠”自当一律，“理任”之“理”，取“条理”形容词义。理、义、明、分，均具“条理”义。《不苟》云，“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 70，行义则合乎条理，通乎变化。《非相》云，“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圣人士君子之分具矣。”71此以察、明、理为辩说等第的标准，则辩说有全、不全、尽、不尽的分别72。至于在《非十二子》中出现五次之多的“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皆具“条理”义。

“理”之“条理”义，涵具秩序义，若前进一小步，即可引申出“规律”“规则”。如《解蔽》所云“可以知，物之理也”即含有规律义，正是程子所云“在物为理，处物为义。” 73掌握人物之理，是治理万物、管理人群的前提条件。

“条理”与“治理”之“理”，极易混同，显示二者实仅隔一步之遥。如《儒效》“言必当理，事必当务”74句，结合荀子《王制》“务本事，积财物”75语，故此“理”为“治”之义。 而与此相类似的《非十二子》云，“古之所谓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76“务事理”句，杨倞注为“务使事有条理。” 77钟泰认为，“事理二字并列，谓务事务理。与上‘远罪过’一例。杨注殊迂而失实。” 78钟说所言有理，当从。杨注之所以失误，即与“条理”与“治理”易混有关。

2.治理之“理”

荀子在继续沿用“理”治玉初义“剖析”意蕴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而使用“治理”一词，构成此词的先秦典籍来源之一，丰富了“理”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含义。“治理”在先秦典籍一般以“治”或“理”言之。仅《荀子》《孔子家语》《韩非子》等，出现过“治理”一词。荀子《君道》曾明言，“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79《孔子家语·贤君》中出现2次“官府治理” 80。《韩非子·制分》中则有，“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81有学者认为《孟子》为“治理”一词之来源，“

《孟子》有述‘君施教以治理之’，将德礼教化确立为最为基本的治理方式。”82查之《孟子》，并无“君施教以治理之”。此当出自赵岐《孟子注疏》解释《滕文公上》“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句时，云“劳心者，君也。劳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养其上，天下通义，所常行也。”83此“治理”并非孟子所言，而为东汉末年赵岐所云。可见，荀子实为“治理”一词的早期提出者之一。

治、理二字之纠缠，在《荀子》还有一特殊因缘，成为一段公案。因唐代避唐高宗李治之讳故，《荀子》一书曾有过大规模“治”改“理”之事，后人在复“理”归“治”过程中，可能有未改尽或改正过度之处。这也可能导致今本《荀子》“理”字统计总是“测不准”，也可能永远“测不准”了。治、理二字意义虽似，但未可径直通用。在作“治理”义时多用“治”字，在作与逻辑、条理相关意义时，则用“理”字。

如荀子《不苟》说，“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明，穷则约而详。”84《仲尼》篇云，“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85在此，将喜忧、福祸与和而理、静而理相联系，“理”之意，杨倞注为“谓不失其道”86，注未的当，当为“治理”之义。刘台拱曰：“窃疑《荀子》本文上句作‘治’，下句作‘理’。唐初避讳，凡‘治’字悉改作‘理’，中叶以后，又复回改作‘治’，惟此两处文义相混，校书者不能定其孰为本文，故仍而不革。杨氏作注时未能审正而从为之辞耳。今上句依《外传》作‘和而治’，下句作‘静而理’，庶几得之。《仲尼篇》放此。” 87王念孙、王先谦亦赞同刘台拱之见。

另，据此句前后文可知，此为对比之语，韵脚之字分别为“道”“节”“类”“法”“止”“齐”“理”“理”“明”“详”，出现两处“理”字，甚是奇怪。故刘说可从。刘氏明见，尚可类推到《修身》“少而理曰治，多而乱曰秏。”88此处将“理”“乱”与“治”、“秏”对举而言，似未顺。荀子多以治、乱对比以言社会管理，如《王制》“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89，《王霸》“故百乐者生于治国者也，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 90故此处当为“少而治曰理，多而乱曰秏。”荀子亦曾以善恶对比以言治理之事，《性恶》曰，“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91以上理、治对举连言，亦可视为“治理”一词之源。

此公案在荀子《儒效》中还有此处：“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 92《儒效》篇讲大儒之效，回应秦昭王“儒无益于人之国”的疑问，所谈论者当是儒者之实践，而非理论。对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十二子，荀子尚且非之。难道“事”只要有益于“理”即可？《尹文子·大道上》曾有言，“故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弗为。”93此正似可佐证四处“理”，亦当为“治”。

治理的主体是君子，治理的客体是天地化生之万物。荀子《王制》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94“天地生之，圣人成之”，在《富国》《大略》篇皆出现。其所反映的是荀子有名的天生人成思想。君子、圣人治理天地，正是人成物，《天论》所谓“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95之意。若要治理天、地、人、物，则需以礼治之，而礼与“理”的关系亦甚重大。

（三）礼义之“理”与礼、理关系

《论语》虽未言“理”，而言礼者，凡四十余章。陈澧对《论语》论“礼”评价道，“《论语》之言礼，至博、至精，探索之而靡尽也。”甚至“《论语》所言，皆礼也。” 96荀子为礼学之宗，远承孔子。若谓孔子为仁礼一体，则孟子承其仁，而荀子继其礼。在荀子思想中，最重要概念是“礼”，在《荀子》之中总共有342个“礼”字用例（不含篇名）97。荀子深入挖掘礼之理、礼即理的思想，高扬了儒家礼学。可见，“礼”与“理”关系大矣。

1.“礼者，理也”与“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的文献来源

礼与理，音同字异，而其中关涉，在《管子》《孔子家语》《荀子》《礼记》中可觅得一些思想关联。有学者认为，《礼记》提出了“礼者理也”的命题98。《礼记·仲尼燕居》篇借孔子之口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 99此处将礼、乐对言，若仅达于礼而不达于乐，称为“素”；若仅达于乐而不达于礼，称为“偏”。君子则能将礼乐合一。礼、理关系是通过礼、乐关系来解说，二者是理与节的关系。其中，礼的不易、条理、文饰、制度等含义皆在其中。

实际上，《孔子家语·论礼》中亦有相似表述 。《孔子家语》所论“理”之义，若以字义论，不外乎合理、治理（整理）、道理（原理）、条理、狱官诸义。最具哲理蕴味者，亦当属此一段：“夫礼者，理也；乐者，节也。无礼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谬；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100《孔子家语》年代要早于《礼记》，甚至是“孟子以前遗物”101，则“礼者理也”命题的著作权不是归属于《礼记》而是《孔子家语》。再考虑到《荀子》与《孔子家语》所载多处重合的事实，不难得出荀子传《孔子家语》的结论。那么，荀子关于礼与理的关系当有探讨之必要。

《礼记·乐记》篇进一步认为，“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偩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102值得注意的是，此段早在《荀子》中已有表述，文句稍异。荀子《乐论》说，“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穷本极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103荀子对礼与乐进行分工，使之分别对治人之理智与情感，使之平衡104，所论极为精当。从产生年代来看，《乐记》晚于《荀子》，从思想传承来看，《乐记》又出自荀子学派，且是“中国古代最早最专门的美学文献。”105故《乐记》“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语当承自《荀子》。

荀子论“理”与“礼”之关系，可谓启“礼者理也”命题之先声。唐君毅曾言曰，“若《礼记》之以理言礼者，后于荀子，则荀子即为先秦思想家最喜言理者，亦最早将礼文与理合而言之者也。”106又，“荀子之重言礼与其重言理，盖有一种密切之关系。”107此真乃独具慧眼的明达之论。

2.礼出乎理

被视为稷下道家一脉的《黄帝四经》中无“礼”字，有“理”字。而《管子》中“礼”“理”俱全。《管子·心术上》有一段比较重要的文字，揭橥了礼、义、理之间的关系。“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108此句有错讹，前人已明之。

王引之曰：“‘礼出乎义’，当作‘礼出乎理’，礼者，谓有理也，故曰‘礼出乎理’。‘义出乎理’当作‘理出乎义’，‘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曰‘理出乎义’。‘理因乎宜’当作‘义因乎宜’，‘义’者，各处其宜也，故曰‘义因乎宜’。写者错乱耳，不然则‘义’者‘宜’也，上言‘礼出乎义’，而下又别言‘理因乎宜’，是分‘义’与‘宜’为二也，殆不可通。”109张舜徽认同王引之观点，认为“其说自安”，仅补充指出，“故礼者，谓有理也”之“故”，疑沿下文而衍。110《管子·心术上》中的礼、理之间关系是通过礼—理—义—宜的内在关联而形成，此亦为曾在稷下学宫多年的荀子思想所继承。

“礼出乎理”在荀子《乐论》中，则表述为“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111，《大略》中云，“礼者，本末相顺，终始相应。”112孟子《万章下》曾有“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113的比喻，以表达礼与义的关系。而荀子则通过“仁者爱人，义者循理”114，“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行；礼，节也，故成。仁有里，义有门”115的思想表达，厘清、辨正了礼—义—仁三者间的贯通关系，集成了仁—义—礼—乐高度一致的目标：人道。

陈澧云，“《中庸》《大学》后世所谓理学，古人则入于《礼记》中者。”其借《礼记》“礼者，理也”与“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二句，得出“故理学即礼学也”116的结论，以揭发古义，化解理学，归入礼学，以为汉学张本。礼、理果能通用吗？礼不仅出乎理，礼、理之于荀子，实可通贯而为一，此亦为荀子所明言者。

3.礼、理通用

清文字学家朱骏声撰《说文通训定声》一书，“以苴《说文》转注、假借之隐略，以稽群经子史用字之通融”117，以舍形取声的原则，旁征经子，博引注疏。其所类纂“理”字时，引《贾子·道德》“理，离状也”，释《庄子·盗跖》“申子不自理”时引《释文》“本作俚，又为裏。”118将理与离、俚、裏等同音字之义打通，确属真知灼见。按音义相通、同声互释的思路，理与礼亦可打通。从字音角度来讲，礼（禮）、理二字属左形右声，按古韵读如豊、里，二字双声，可视为一声之转。从字义的角度，如前所述典籍中之“礼者，理也”“礼出乎理”可证其可通。

荀子将礼、理通用，属进一步的引申与拓展。换言之，“礼出乎理”发展到荀子，较为突出的特点是礼、理二字通用。于是，在《荀子》中某些“理”字，实可换作“礼”，甚至必移作“礼”来解，方得确诂。

较为明显的用例为，《修身》“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富贵而体恭，杀埶也；安燕而血气不惰，柬理也；劳勌而容貌不枯，好交也。”119“柬理”句杨倞注为，“柬与简同。言柬择其事理所宜而不务骄逸，故虽安燕而不至怠惰。”120联系到此句上文中的“隆仁”“杀埶”，“柬理”当与其一律。

可见，杨注“柬理”，未得其义。方苞谓：“柬与检同，谓检束于义理也。”121检束于义理之说，未为通达。而上言“隆仁”“杀埶”，下言检束于“礼”，章句方能通达。对此问题解决最为圆满的要属王念孙。他认为，“‘好交’二字，与容貌不枯无涉，杨说非也。‘交’当为‘文’，隶书‘交’字或作‘文’，(见汉《尹宙碑》。)与‘文’相似而误。上言‘柬理’，下言‘好文’，(好，呼报反。)理与文皆谓礼也。……凡荀子书言文理者，皆谓礼也。”122王先谦亦以为然。黑川好祖也认为“交”疑当作“文”。日人物双松认为，“柬理”当为“閒礼”123，亦将理释为礼。近人钟泰也认为“谓检束于理也。理谓礼也。”124以上“理”诂定为“礼”，当为确诂、达诂。其他如，《议兵》“仁者爱人，义者循理”125，《正名》“辞让之节得矣，长少之理顺矣”126等，皆当如是观。

4.礼与文理

荀子之“理”，还有一类，如“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127（《荣辱》），“见鬚眉而察理”128（《解蔽》），“形体、色、理以目异”129（《正名》），“骨体肤理好愉佚”130（《性恶》）。此四“理”皆与身体有关，自然是“纹理”之义。这是由“理”字本义“治玉”中的玉之纹理引申而出者。“文”之一字，本义为“错画”，《考工记》发展出“青与赤”色彩义，后“依类象形，故谓之文。”131又，“纹者，文之俗字”132，故纹理与文理相通。

“文理”一词在《荀子》中出现了16次。其中，“綦文理”一词出现了4次，其中一次是以“期文理”的面目出现。荀子论礼名篇《礼论》中“理”字出现达12次，其中“文理”一词就出现了8次，其中1次是以“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的文、理对言方式出现，其余7次皆以“文理”一词形式出现。前所述及，王念孙认为，“凡荀子书言文理者，皆谓礼也。”133《礼论》之“礼”与“文理”间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

荀子最早用“文理”一词。《赋》篇言“文理成章”，本无深义。而荀子以之论礼，是为创见，则有大义存焉。《礼记·中庸》有云，“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文理”，朱熹注为“文，文章也。理，条理也。”134从“有别”一词，可见此“文理”义主要指向“条理”义，并未达到荀子的高度。荀子不仅认识到礼、理相通这一层，更对礼与文、理的关系进行诠释。这是荀子为使礼、理关系更加顺适与条达做的新发明。

荀子以“文理”言礼，将礼与人心联通，与政治管理沟通，成为评价王道政治之标尺。他认为，“信立而霸”的春秋五霸远比不上“义立而王”的汤、武，原因在于五霸之政“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135（《仲尼》）人心就是政治，是最大的政治。能否得民众之心是判断政治是否为王道之治的最重要尺度。荀子类似的表述还有，“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王制》）136，“仁人之用国，将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富国》）137

荀子以“文理”言礼，将礼与人性改塑联系起来。《礼论》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138人性只是一资材，不可以善称之。因其未善，需要化性起伪（人为），加以改塑。而所用以改塑者，正是习俗、制度层面的“文理”：礼。礼之来源，源于圣王，所谓“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139文理有贵贱、多少、隆杀之区别，故礼有隆、杀，“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140，其最佳状态是“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141经过“师法之化”和“礼义之道”的长期教化、陶冶，人的行为文理兼备、自然合礼。孝子之道、辞让之节，莫不合于礼义之文理。

荀子以“文理”言礼，内在地包含了礼由文与理两部分构成的思想考量。文与理是形式与内容、文与质的关系。如果说，“礼者，理也”是质言之，“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142则是分言之，“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大一，夫是之谓大隆”与“礼者，文理也”便是兼形式与内容、文与质而言之。礼兼文质而言，正是孔子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43荀子兼“文理”而言，不独言“礼者，理也”，正是对《孔子家语》只言“理”而未言“文”进行的思想纠偏补正。

相较而言，若在“文”“理”之间作出一选择，无疑地，荀子更重“理”。所谓，“栗而理，知也。”144《孔子家语·问玉》作“缜密以栗，智也”145，《礼记·聘义》作“缜密以栗，知也。”146以理言知，将理与智联系在一起，是为理智。所谓，“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147荀子在此讲善学尽理，而从未讲善学尽性。尽理由外，尽性属内。此为孟、荀区分一大关键。

孔子曾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148荀子则说，“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虽属偶然性表达，但从中可以看到，从孔子言之文到荀子言之理，体现了语言层面从文到理的某种偏好。熊公哲“荀子以益理为中”149所言者，正是荀子重逻辑、重理性的特点。理性视域的开启，科学精神的创辟，荀子论“理”，与有力焉。从孔子所言“文质彬彬”到荀子所言“雅文辩慧”的转变，实际上包含了从文质到文理的一种转变。这一转变的历史背景是百家争鸣、诸子蜂起的学术与政治论争。荀子论“理”的意义自然就具有了集成、辨正与推拓的理论深义。

结语

荀子处于战国末期，实现了对儒家乃至同期学术之批判超越与熔铸创新，可谓中国古代思想的综合者150，是集学术之大成者151，是先秦百家争鸣终结者。其对先秦学术的批判熔铸与集成推拓是全方位的。对“理”这一概念的集成与辨正，正为一佳例。荀子不但融汇熔铸先秦之“理”，而且将其贯注到了礼义之统的思想体系之中。由此可见，荀子重智主义的思想面貌；由此可闻，荀子所奏响的先秦理性主义强音；由此可推，荀子论“理”对后世之影响，可能大大超过学界猜度。如是重“理”之荀子，竟为宋儒贬抑过甚，这是历史的吊诡。宋儒理学家却以天理、性理垂范后世，有是理乎？厘清此点，对于明了学术流变过程中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探求文化传承与创造的规则，当有所裨益。

注释：

① 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②③⑦⑫㉘106107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3、1、3、4、9、4页。

④ 佐藤将之：《荀子礼治思想的渊源与战国诸子之研究》，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214-235页。另外，附录[表5-7]《荀子》中“理”字用例，[表5-8]《荀子》中“文理”概念之用例，参见同书，第298-304页。

⑤ 霍生玉：《古词今语：<荀子>与杨倞注词汇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54-167页。

⑥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90页。

⑧96116 （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全二册）》，朝华出版社2017年版，第48、30、267-268页。

⑨ （清）凌廷堪：《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1页。

⑩ ⑮ （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1页。

⑪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毛诗传笺》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11页。

⑬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页。

⑭⑯⑱⑳㉑83113 （清）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557-558、22、632、810、811、308、598页。

⑰ 胡奇光、方环海：《尔雅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⑲ （金）王若虚：《王若虚集（全二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0页。

㉒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372页。

㉓㉖151 刘梦溪主编：《黄侃、刘师培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19、619、592页。说明：因《黄侃、刘师培卷》第619页的标点大有问题，竟将任翼圣，点为“《任翼》‘圣曰理，乃玉文细密之名……’”《任翼》并非书名，而应读为“任翼圣”，此正是清代学者任启运（1670—1744）之字。故依据《理学字义通释》（铅印本）重新订正。所据版本信息为：刘师培：《理学字义通释》（铅印本），宁武南氏校印，1934年，第1页反面。

㉔ （清）毛奇龄：《四书改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38页。

㉕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07页。

㉗ 刘桂荣编著：《论荀辑要》，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9页。

㉙㊳㊴㊶㊸㊺㊽55565758596061686970717475767779848586878889909192 9495103111112114115119120122125126127128129130133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4147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02、122、232、17、24、35、426、417、82、162、328、374、385、410、131-132、110、46、87、123、170、99-100、100、234、43、109、109、43、25、150、208、425、123-124、161-162、310、371、371、481、274、475-476、36、36、36、274、411、63、388、403、423、36、107、169、193、356、363、340、348、343、517、488页。

㉚㉝㉞ 佐藤将之：《荀子礼治思想的渊源与战国诸子之研究》，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215、284-285、297页。

㉛ 姚海涛：《孔子预言的紬绎与解读》，《孔子学刊》2021年年刊。

㉜ 此统计见于佐藤将之：《荀学与荀子思想研究：评析·前景·构想》，万卷楼，2015年版第41页。而据王天海《<荀子>校勘注释源流考》一文为七万五千余言。以上二人说法差异过大，经笔者统计，当以佐藤将之统计为是。王天海说法参见：廖名春选编：《荀子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403页。

㉟ 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1页。

㊱6364131132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5、15、16、425、425页。

㊲ 杨柳桥：《荀子诂译》，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317页。

㊵ 高华平：《郭店楚简中的“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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㊷7273104 李涤生：《荀子集释》，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第17-18、90、48、463页。

㊹62 王天海：《荀子校释（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912页。

㊻ 龙宇纯：《荀子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232页。

㊼ 李中生：《荀子校诂丛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㊾5253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54、487、500页。

㊿81 （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36、475页。

51 （宋）陈淳：《北溪字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42页。

54108 黎翔凤：《管子校注（全二册）》，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779、716页。

6599102146 王文锦：《礼记译解(全二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13、746、546、948页。

66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6页。

67 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第193页。

78124 钟泰：《荀注订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0、11页。

80100145 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158-159、319-320、409页。

82 李龙、任颖：《“治理”一词在中国古代的使用》，《北京日报》2017年11月20日。

93 徐忠良：《新译尹文子》，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39页。

97 佐藤将之：《参于天地之治：荀子礼治政治思想的起源与构造》，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324页。

98 贺更粹：《<礼记>“礼者理也”说初探》，《理论月刊》2009年第4期。

101 李学勤：《话说“五至三无”》，《文史哲》2004年第1期。

105 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4页。

109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读管子杂志(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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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18 （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90页。

121123 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全三册）》，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117、117页。

134143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9、86页。

14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06页。

149 熊公哲：《荀卿学案》，山东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

150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

作者简介：姚海涛，青岛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山东青岛，266106。

（责任编辑： ）

Xun zi’s integr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Li" (理)of pre-Qin

-- Center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 (理)and "Tao" and "Li"(礼)

YAO Haitao

(College of Marxism, Qingdao City University, Qingdao,Shandong, 266106,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