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相》为荀子本人作品新证
建立在前人论证基础之上，兹拟从证据排除、思想内证、文本自证、内容涉列、《左传》之传、文体辞气六大方面进行补充论证《成相》篇为荀子本人晚年手笔，是寄寓政治的通俗文学作品。
（一）证据排除：体裁、篇目次序、荀子身体状况均不构成非荀子作之证据
证据排除之义是将一些可能阻挠论证的基本问题扫清。《成相》篇体裁出现时间，在《荀子》一书次序以及与《荀子》他篇所谓“矛盾”均不能否证其作者为荀子。
1.“成相”体裁出现于荀子之前，当无异议
有人以《荀子》中有些篇什夹杂韵文或通篇为韵文（如《成相》篇）而认为此必不是荀子原书，这是失于细考的[ 《荀卿书若干问题的探讨（代序）》，参见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全三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5-16页。]。作为一种民间乐曲形式的《成相》篇在荀子所处之战国末年是否已存在？章学诚《诗教上》曾指出，“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兴衰之故可知也。战国之文，奇邪错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19页。]可见，文体在战国时代已无体不备，《成相》篇亦然。卢文弨已嗅到《成相》篇与《诗》之间的关联，其言曰：“全篇与《诗》三百篇中韵同。”[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558页。]岂止与《诗》三百之韵同？若参以骆瑞鹤说，再视全篇“请成相”重叠复沓的章法亦与《诗》三百相类。温柔敦厚之诗教、疏通知远之书教、广博易良之乐教、恭俭庄敬之礼教也存乎其间。后世所有的文学创新皆立足于战国时所确立之体。
此篇属成相杂辞体，《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载：“成相杂辞十一篇”。正如王引之所言“《志》所载《成相杂辞》在汉人杂赋之末，非谓荀子之《成相篇》也。”[ 王先谦：《荀子集解》，2016年，第538页。]此处著录之《成相杂辞》为受荀子《成相》影响之后人所作。后世成相体甚至词曲之体皆可溯源于此篇。
学界近年来关注的云梦秦简《为吏之道》与《成相》篇在内容方面虽存在差异，但在文体形式同属成相体。学者一般认为《为吏之道》可能成文于秦昭王末年，而不会晚于秦始皇时。换言之，《为吏之道》是荀子之后的规章制度类作品。[ 余宗发：《先秦诸子学说在秦地之发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第106-111页。]作为官员守则、法律文书的《为吏之道》在内容、辞彩等方面，虽不可与政治性、文学性、思想性三位一体的《成相》篇相提并论，但此可证明至迟在战末秦初之际，此类成相杂辞体裁应用已非常广泛。此体已由民间之乐曲走入学者笔端，再到官方文书类。荀子用当时影响日益广泛的文体来寄寓自身境况，也就符合文体发展逻辑与人情之当然了。学界近年来不少成果关注《成相》篇与秦简文献《为吏之道》之间的关联，在论证时将《成相》篇作者默认为荀子，大都认为是前者启后者，乃至启后世成相体作品，而非相反。换言之，战国之时已有成相体，不得以成相体于荀子时尚未出现之由而否证《成相》篇非荀子之作。
2.《成相》篇在《荀子》中位置与作者问题无关
《成相》篇于今本《荀子》中位置靠后不构成其非荀子本人作品证据。有论者以《成相》篇位于今本《荀子》第二十五篇，属于比较靠后的篇目而认为作者可能非荀子本人[ 杨筠如已作如此怀疑。另，金德建认为，《大略》以下七篇是武、宣之时的汉儒假托之作。在《大略》以上的两篇《成相》《赋》是否为荀子所作，恐有问题。参阅金德建：《古籍丛考》，上海：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6年，第51-52页。]。实则不然。作品作者考订不能以作品排列顺序为据，这一点不言自明。先秦时期作品排列与作者问题紧密相关者确实有之。如今本《庄子》分为内篇、外篇与杂篇。学界基本认可内篇为庄子本人所作，而外篇、杂篇可能是其后学甚至包含他派作品。此仅对于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的《庄子》一书有效，而对于包括《荀子》在内的大多数先秦典籍则无效。如《论语》《孟子》《老子》等作品，即是其例。另，在刘向所辑《孙卿新书》中，《成相》处于相当靠前的第八篇。杨倞之所以将《成相》篇后置，将其与《赋》篇合为第十八卷，原因是“使以类相从。”[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64页。]之所以后置，当出于文本体裁方面考虑，其属“赋之流也”，“以是荀卿杂语，故降在下”，[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38页。]故而与作者问题无关。
3.《成相》篇与《荀子》他篇的“矛盾”也不构成作者非荀子之证
杜国庠看到了《成相》篇的唯一一处漏洞：“应该指出的是《成相篇》关于尧舜禅让的见解和《正论篇》的见解完全相反；《成相篇》赞美禅让，而《正论》则予以否定。”[ 杜国庠：《杜国庠文集》，第174页。前文所及的张小苹亦以此为一非荀子所作之证据：“荀子激烈抨击禅让说，而《成相篇》却积极称许禅让说。”一则，荀子晚年与早年思想变化可为合理解释。二则，不是也有学者认为《荀子》中有所谓矛盾之处吗？且不说思想家本人思想矛盾可能存在，难道不会是今人对其解读有误差之原因吗？]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杜先生从荀子早年与晚年思想变化角度进行说明，无疑可从。从《正论》篇中荀子驳斥“尧、舜擅（禅）让”以及《韩非子·难三》“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72页。]来看，荀子无疑反对禅让制。但他不反对尚贤使能，如认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按此思想进展，这一矛盾必然会和而解。也就是说，荀子在最高王位的确定问题上，晚年走上贤能政治（当包括禅让与贤能者一途）的道路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二）思想内证：独特思想、专有名词与墨子批判
从《成相》篇“思想内证”来看，其包含着荀子特有的学术思想与专有名词，且通篇与荀子思想高度一致。学界公认，隆礼重法、辨合、符验、统类、积渐、执一、解蔽、君道、荣辱、法后王、义利两有等思想是荀子标志性学术思想。此类思想在公认为荀子本人所作的《荀子》其他篇章中有充分表述，可证其为思理一贯之文。
隆礼重法思想在《成相》篇中表述为“治之经，礼与刑”“刑称陈”“罪祸有律”“明德慎罚”“厚薄有等明爵服”等。辨合、符验、统类思想表述为“言有节，稽其实”“参伍”“法仪”“表仪”“律贯”等。此篇“参伍明谨施赏刑”，“信诞以分赏刑必”句与《议兵》“庆赏刑罚欲必以信”以及《大略》[ 《大略》篇基本是荀子学生所记荀子本人言论或喜言或手录之材料，虽未经荀子整合而成系统文章，反而更能保存言论之真。可参考俞志慧：《<荀子·大略>为荀子读书笔记说》，载《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另，《大略》篇有不少与《大戴礼记》所载曾子之言重合。《大戴礼记》成书虽晚，但所记载之言论却为先秦之旧。此由近年来的出土文献部分地证实。如《曾子》十篇反映的是第一代孔门弟子的学术面貌，郭店儒简代表的是第二、三代孔门后学的思想世界。参见刘光胜：《孔孟之间儒家天人之学的转进》，载《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1期。于是，近年关于曾子言行的《曾子辑校》一书出版，利于推进此项研究。参见：王永辉、高尚举辑校：《曾子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故《大略》篇亦可代表儒家固有之思想，可代表曾子之思想，当然也部分地代表荀子本人之思想。]“庆赏刑罚，通类而后应”完全一致。执一思想表述为“治复一，修之吉，君子执之心如结。众人贰之，谗夫弃之形是诘”[ 此与《劝学》篇或直引或间引《诗·曹风·尸鸠》“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得出了“这也是《成相》篇可能作于荀卿的一个证明。”参阅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全三册），第11页。]，“思乃精，志之荣，好而壹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贰为圣人”等。这正与《儒效》篇“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思想完全一致。解蔽思想在《成相》篇表述为“忠臣蔽塞”“下敛党与上蔽匿”“上壅蔽，失辅势”等。此所对应者正是《解蔽》中指称的“人君之蔽”所论及的夏桀、殷纣、飞廉、恶来之事。君道思想则表述为“君论有五约以明”，正与《君道》“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相合。且此处“私门”一词亦现于《成相》篇：“下不得用轻私门”。法后王思想表述为“至治之极复后王”。荣辱思想表述为“修之者荣，离之者辱”。义利两有思想表述为“重义轻利”“泛利兼爱德施均”等。
有学者指出，“荀子激烈批判墨学，而《成相篇》却极其赞许兼爱说。[ 张小苹：《<成相篇>非荀作考》，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38页。]”以此为根据而对《成相》篇为荀子所作存疑。其所言《成相篇》赞许兼爱说，指的是“泛利兼爱德施均”一句。兼爱固然是墨子之标志性学说。一则，用“兼爱”一词并不一定赞同墨子兼爱学说，也可能是用相同词汇，而意义固有不同。二则，即使赞同，又有何妨？荀子批判墨子并不意味着将墨子所有学说一概批判。要知道，批判墨子与兼收熔铸其学说并非矛盾。荀子所谓“兼利天下”“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以德兼人”等语，不正包含着兼爱天下万民之义吗？而《成相》中的“兼爱”不正是“兼而爱之”“如保赤子”“以德兼人”之缩略表达吗？不正是荀子不反对墨子兼爱之说之证吗？囿于《成相》篇体裁、字数，荀子不得不舍弃一些字，将“兼而爱之”缩略为“兼爱”，将“兼利天下”缩略为“泛利”。这不是再正常不过之事吗？因此所造成的假象为证据，不亦迂乎？故，用“兼爱”一词并不构成《成相》篇非荀子所作之证据。
荀子非墨，人所共知。即在《成相》篇，“圣人隐伏墨术行”“慎墨季惠，百家之说欺不详”二句，明批墨子，自不待言。“愚而上同国必祸”句亦隐有批判墨子之处。于鬯已指出此点：“上同者，尚同也。即墨子尚同之道也。《天论》篇杨注云：‘墨子著书有《上同》、《兼爱》。’則杨所见《墨子·尚同》篇正作《上同》。墨子尚同，而荀子尚别，荀与墨犹水火也，故荀卿斥诸子，独于墨子尤屡斥之。此云“愚而上同国必祸’，又隐斥墨子也。”[ 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全三册），第1282页。]又，《荀子》中无“尚同”语，而有“上同”两处[ 另有一处疑似“上同”之处，见之于《正论》：“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也。若是，则与无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此句中的“则与无上同也”当以“上”字绝句，而与同隔开，故不构成“上同”一词。]，除“愚而上同国必祸”（《成相》）外，还有“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不苟》） 。前一“上同”与“疾下”并言，体现公士不勾结、迎合君主以残害臣民的基本职业操守。后一“上同”，则批之为“愚”，“国必祸”。此两处“上同”皆是荀子所反对者，则又属隐斥墨子尚同说之例。另，“尚贤”在《成相》篇出现3次。尚贤思想是荀子所分有的儒家政治思想。“尚贤”在《荀子》中共出现15次，其中以“尚贤使能”面目出现者达11次，其余4次皆以“尚贤”出现。除《成相》篇3次外，《宥坐》篇1次。再如，仅《成相》篇中，“君子”出现5次，圣人4次，贤士1次。荀子士、君子、圣人层层递进式的人格修养境界于字里行间，若隐若现。
能将荀子全幅思想绾合贯注于1350余字之《成相》篇者，非荀子本人，孰能为之？这些思想在《成相》篇中均以一种非矫揉造作，而是行云流水般的方式表达呈现，非有如此缜密逻辑思想之荀子，非有如此高超文字驾驭能力之荀子，非儒家思想已入化境之晚年荀子，皆莫能作也。此亦可间接证明，《成相》篇写作时间当是荀子晚年居于兰陵之时。果如此，《成相》篇作者不为荀子，又会为何人？《成相》篇不作于《荀子》他篇已成之荀子晚年，又会为何时？
（三）文本自证：原创性、专有性、标志性话语
从《成相》篇“文本自证”角度来看，其存有大量荀子原创性、专有性、标志性话语。此类话语虽不是荀子哲学性术语，却打着深深的个人思想与辞彩烙印，具有非常强的个体识别特征。如“大儒”“墨术”“诞”“抴”即是其类。这正是王国维所称道荀子“思想之精密正确”之体现也。
1.大儒
观先秦典籍，“大儒”一词仅出现于《庄子·外物》与《荀子》中。《庄子·外物》仅1见：“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儒（“儒”当为“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曹础基：《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07页。]《庄子·外物》以大儒与小儒对举，且讥讽儒者引经据典“发冢”事，明显带有门派歧见之贬义。《庄子·外物》属杂篇，其形成年代，学界迄无定论。《庄子·外物》与《荀子》之年代先后，虽不可妄言，但基本认为《外物》篇较《荀子》为晚。“外杂篇形成于儒家已有显学地位的时期，对儒学已显露出的各种弊病有所认识，加以尖锐的批评。[ 金德三：《<庄子>外杂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2年，第1页。]”此论当从。果如是，《庄子·外物》晚于《荀子》，则“大儒”一词为荀子首创。
另，“大儒”在《荀子》中出现14次之多，集中出现于《儒效》篇达13次。还有1次便是《成相》篇“世之愚，恶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荀子从儒者社会作用、道德位阶角度，将儒者合逻辑地分为俗儒、雅儒、大儒。大儒是儒者分类中集道德与事功于一身之翘楚魁首。“大儒”是荀子为对儒者进行位阶式分类而特创之语，为荀子专有名词和标志性话语，并给予细致规定且大量使用。在《成相》篇，荀子亦将孔子视为大儒，与《儒效》篇“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的论述一致。
2.墨术
 “墨术”一词在《荀子》中虽2见，但其为荀子在批判墨家时建构起的指代性名词。荀子批判墨家，《富国》篇中有“墨术诚行”的忧虑。纵观先秦典籍， “墨术”独见于《荀子》一书。即使批判墨子甚有力的孟子亦仅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忧虑，并批判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此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下》，见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53页。]可见，“墨术”一词可谓荀子原创性词语兼标志性话语。
直到东汉末年王充方让“墨术”一词重出江湖，且仅1见。其言曰：“虽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丧物索用，无益于世，此盖墨术所以不传也。”[ 黄晖：《论衡校释》（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840页。]《成相》有“礼乐息灭，圣人隐伏，墨术行。”从《富国》篇“墨术诚行”到《成相》篇“墨术行”可以想见，墨家学派之影响在荀子晚年依然巨大。《韩非子·显学》所言“世之显学，儒、墨也”[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453页。]，固不虚。墨家之于儒家的威胁在晚年的荀子心头平添了更深的忧虑。
3. 诞
“诞”之一字，《诗》《书》中多见，在《老子》《论语》《孟子》中无见。《庄子》中仅1见：“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 出自《庄子·在宥》，见曹础基：《庄子浅注》，第145页。]先秦诸子给“诞”下定义者，仅荀子一人而已。其曰，“易言曰诞”（《修身》）不仅为此词下一严谨定义，荀子还多用于他篇，思理一贯。故“诞”亦为荀子标志话语。如“夸诞”（《修身》）“诚信生神，夸诞生惑”（《不苟》）“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荣辱》）“遵道则积，夸诞则虚”（《儒效》）“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儒效》）“诞诈之人”（《君道》）“诚信如神，夸诞逐魂”（《致士》）“陶诞比周以争与”（《强国》）“口啍，诞也”[ 《孔子家语》中凡2见。“口啍，诞也”此语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为“啍啍，诞也”。另《孔子家语·弟子行》中还有“其为人之渊源也，多闻而难诞”。分别见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第65、144页。]（《哀公》）等。而《成相》篇中则出现“信诞以分赏刑必”。
4. 抴
《成相》篇“直而用抴必参天”中的“用抴”一词另在《非相》篇2见：“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抴。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抴，故能宽容，因求（众）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抴”在《荀子》中仅3见，在其他典籍中虽有，但与荀子之意实不同[ 如《楚辞·九歌》中有“桂擢兮兰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尚有“浮文鹢，扬桂枻，张翠帷，建羽盖，罔瑇瑁，钓紫贝”。但此二用例与《荀子》之“抴”不同，未可混为一谈。在《荀子》中，“抴”“枻”“楪”实通而为一，是为“椄楪”。“接人用抴”即为“接人用楪”。推测“接人则用抴”之“抴”，俗字为“枻”，本字当为“楪”。“抴”“枻”之形可能为后世传抄过程中省笔以便书写导致。“接人用楪”是为“椄楪”，简称为“楪”。从敦煌汉简、西北屯戍汉简、居延汉简中的记录来看，“楪”与门关虽不完全相同，但属同类，是门内侧的安全装置，形为较薄的方形小横木，以防止人从门外进入之用。此物无论是在边塞要地、城郭之门还是住户人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安全装置。详见姚海涛：《<荀子·非相>“接人则用抴”之“抴”注评与新释》，载《邯郸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第17-25页。]。“抴”的独特性及其应用亦可佐证《成相》与《非相》当为同一人。《非相》作者为荀子，几无异议，则《成相》作者亦不当疑。
另，《成相》篇“为民”出现2次：“尧让贤，以为民”“躬亲为”。这与“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则兼以为民”（《正论》）皆一律，皆是国君为民事。《王霸》中“其于声色、台谢、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国”以及“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谢甚高，园囿甚广”与《成相》篇“卑其志意，大其园囿高其台”，何其一致！
（四）内容涉列：事件、时间、人物均无违和之处
从《成相》篇“内容涉列”来看，其中有一些属于荀子亲身体验者，历史人物、事迹之使用也为《荀子》他篇所惯用。且此类人物皆位于荀子之先，而绝无年代违和之问题。
从内容所涉及历史事件来看，春申君之死与荀子废老兰陵存于此篇。“虽有圣贤，适不遇世，孰知之”，道出了荀子本人不遇世、不遇时的晚年凄凉心境，而“春申道缀，基毕输”更是荀子亲身经历、切身感受者。此正可证成《成相》篇写作年代：“《成相》篇写作年代就更清楚了。‘展禽三绌，春申道缀基毕输’，道出了春申君为李园所害的史实，这当是公元前238年之后所写。”[ 廖名春：《荀子新探》，2014年，第61页。]其中“春申”是否为春申君黄歇？观历来注释杨倞、郝懿行、吴汝纶均明确表态为然，而其他注者认为理所当然为春申君，觉不必注而未注。仅有卢文弨认为“此‘春申’句有误，必非指黄歇，注非。”[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43页。]然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其后，刘师培以“荀传《左氏》，故人名亦多从《左传》之称”，“展禽”与“鲁申”同时之理由，而认为“‘春申’，当作‘鲁申’。春、鲁二字篆文相似而讹。”，进而以“周公之基业至僖公（鲁申）而竟墮也”说之[ 转引自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第983页。]。王天海氏竟觉义长可从。将春申改鲁申，一则，犯了擅改古书之训诂大忌；二则，无视荀子与春申君关系史实；三则，无视战国四公子均于《荀子》文本中出现，此正是唯一一次“春申君”出场之记录。
“从全部《荀子》来看，还找不出一篇内容后于《成相》的作品，因此，我断定《成相》系荀况的绝命之作，是思想家的思想火花最后一次闪光。”[ 邓汉卿：《荀子绎评》，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546页。]此正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载：“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司马迁：《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七），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852-2853页。]可见，《成相》篇为荀子晚年居兰陵所作，正与《史记》所载相合，甚至可推测此篇为荀子封笔之作。
从《成相》篇所涉及历史人物来看，非儒家之荀子又有谁会在儒家道统未经韩愈梳理塑造之前，在如此短小之篇章《成相》中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孔子一贯而下之统系，做如此全面系统整理，致如此深情敬意？此正是日人村岗良弼所评：“痛切慷慨，悲歌涕泣，亦有心之作。”[ 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全三册），第1284页。]
从《成相》篇内所涉及时间来看，有学者指出，“从时间来看，《成相篇》提及春申君之死(前238)，而《荀子》他篇所记历史事件大致起于齐匡章伐燕(前314)，而终于邯郸解围(前257)，且对这近6O年间的重大战役以及政治事件大多都有记录，对自邯郸解围至春申君死近2O年间的历史则只字未提。”[ 张小苹：《<成相篇>非荀作考》，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38页。]以此为据，认为荀子以邯郸之役为界因年高而息笔。这包含着对《成相》篇写作时间以及对荀子身体状况的无端猜测。《成相》篇并非简单地一篇文字，此已是学界共识。至于可分为三篇、四篇还是五篇存在争议[ 刘延福：《荀子文艺思想研究》，第189-190页。]。既然并非一篇，也可能非写成于一时。作者具体创作时间已不可详考。这与作者创作动机、灵感来源、现实触发等因素密切相关。另，今本《荀子》并非荀子一生创作之全记录，根本不可能从中看出作者哪一篇具体作于何时，又于何时正式息笔。故推测荀子息笔时间说固不可从。
若以《成相》篇引用广博、论证详实、逻辑缜密特点看来，不像是老者而作，当是一才思敏捷、身体状况极佳的学者所作之论更是荒谬。这正可用《正论》篇中荀子驳斥“老衰而擅（禅）”“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之语来反驳。“血气筋力则有衰，若夫智虑取舍则无衰。”人身体机能可能会随着年龄而下降，而智慧却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越来越通透达观。所谓智慧不老是也。荀子老年难道真的连“智虑取舍”而成一篇严谨短文的能力也没有了吗？荀子老年的“血气筋力”连动笔之力都没有了？退一步讲，即使无动笔能力，口授而他人执笔记录而成者，不也是荀子之作吗？
（五）《左传》之传：《成相》所传史事、语言蒐集
《成相》篇有《左传》所传史事及《左传》名言，可蒐集而出以辅证作者为荀子。何以故？荀子为《左传》传承谱系中重要传人，其为文过程中不自觉地使用《左传》典故、名言，此属自然透露而出者。
1.《左传》《成相》皆载伍子胥见杀事
汪中引《经典叙录》以证“《左氏春秋》，荀卿之传也。”其列《左传》传授谱系为左丘明—曾申—吴起—吴期—铎椒—虞卿—荀卿—张苍—贾谊[ 汪中：《述学》，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88页。]。刘师培所列“孔子传经表”[ 劳舒编.雪克校：《刘师培学术论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中《左传》一系亦同汪中所列谱系。又，汪中《贾谊新书序》言“生固荀氏再传弟子也”[ 汪中：《述学》，第52页。]，还举其“伍子胥见事之不可为也，何笼而自投水，目抉而望东门，身鸱夷而浮江”句以证贾谊《新书》述《左传》之事。《成相》篇所载伍子胥见杀事，其徒孙贾谊《新书》亦载其事。
“子胥”一名于《荀子》中出现7次。如 “比干子胥可谓争矣” ，“若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矣。”（《臣道》）；“吴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国至于亡，倍道失贤也。”（《君子》）“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大略》）在《成相》篇便出现2次：“世之祸，恶贤士，子胥见杀百里徙。”“欲衷对，言不从，恐为子胥身离凶。进谏不听，刭而独鹿弃之江。”若依传统观点，将《成相》分为三篇之分法，此两处出现于第一篇与第二篇。且第一次仅提及“子胥见杀”之事，而第二次则具体写伍子胥死之惨烈，寄寓作者之感怀与同情。“伍子胥见杀”事载于《左传·哀公十一年》：“王闻之，使赐之属镂以死。将死，曰：‘树吾墓槚，槚可材也。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64-1665页。]对《左传》非常熟稔并灵活运用《左传》史事者，让《左传》传人荀子的可能性大增。
2.《左传》《成相》皆言“明德慎罚”
明德慎罚是儒家接续自周而来的传统为政理念。此语所彰显的思想史传统与《左传》《尚书》皆耦合。《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203页。]《尚书·周书》中可以看出，有关“敬德”“明德”之类的言论确实俯拾即是。如《梓材》：“先王既勤用明德”[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第222页。]。《无逸》：“皇自敬德”[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第250页。]。《多方》：“罔不明德慎罚”[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第268页。]。而“明德慎罚”在《左传·成公二年》中亦有记：“《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803页。]作为传经之儒的荀子在其文中用《左传》《尚书》之语，不亦宜乎？
3.《成相》与《荀况集》及其他可能之关联
历史上曾著录于《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的《荀况集》与《成相》之间是否有关联？其间的关联性对于确定《成相》篇又有何关系？
据胡元仪《郇卿别传考异》中云：“《隋书经籍志》有楚兰陵令郇况集一卷，注云：‘残阙，梁二卷。’《隋志》本之梁阮孝绪《七录》，盖《七录》题二卷者，正谓《赋》一卷、《成相》一卷也。修《隋志》者不知《成相》亦赋也，徒见郇卿《赋篇》仅六赋，不可分为二卷，疑有残阙，故注其下曰‘残阙，梁二卷’，亦殊疏矣。至《旧唐书·经籍志》有《郇况集》二卷，《新唐书·艺文志》亦有《郇况集》二卷，皆据《隋志》‘梁二卷’之文载之而已，非别有全本也。”[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6页。]
《荀况集》既然在《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三书中皆有注录，当确有此书。但此二卷之内容，史既失载，今只能作合理推测。据梁启超“《成相篇》《赋篇》，此二篇为《荀子》的美文，本不在本书之内，略浏览知文体之一种可耳。”[ 转引自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第978页。]梁氏“本不在本书之内”正可作胡元仪之说注脚，说明《成相篇》《赋篇》可能即是《荀况集》中之二卷。而《汉书·艺文志》中所载“荀卿赋十篇”可能即是《荀况集》中之一卷，《成相篇》为其中另一卷。从今本《荀子·赋篇》来看，仅有赋五篇、佹诗二章、遗春申君赋，篇目明显不足十篇之数，当有佚失。而《成相》篇是否有佚失，不可妄下断言。《荀况集》属四部之集部，故以集字命名之。以某人人名集称，则其作者为荀况，明矣。
又，“王伯厚《玉海》引宋李淑《书目》云：‘《春秋公子血脉谱》传本曰郇卿撰。《秦谱》下及项灭子婴之际，非郇卿作明矣。然枝分派别，如指诸掌，非殚见洽闻不能为，其间不无讹缪。’案郇卿从虞卿受《左氏春秋》，故作《春秋公子血脉谱》，盖据《左氏传》文及左丘明《世本》之《姓氏篇》以成书也。”[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6页。]《春秋公子血脉谱》虽于宋时亡佚，但未可轻易疑古书为伪。唯有《左传》传人，方能对所载事知之甚稔，故作此血脉谱以利《左传》之传。而荀子为之，亦可能矣。胡元仪所论当不差。因此之故，有理由做如下合理推测：晚年的荀子在政治上失意透顶，身体上步入老年，心境思想上炉火纯青。虽有孔子当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出自《论语·子罕》），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6页。]之感慨，但儒家的立命担当意识使得他又不能不萦怀系心、有所作为，于是将以往思想、作品作一系统整理，以俟来者。同时，为了便于思想之传播，荀子又借助民间俗文学形式，将全部思想进行改编为《成相》篇。不作如此想法，不能解释何以《成相》篇贯注着荀子全幅思想。
（六）《成相》篇程式、风格、辞气似荀子
从《成相》篇程式、风格、辞气来看，属荀子所作可能性也极大。此证只能为辅助证据，仅具有间接意义而无直接意义。
从文章程式上来看，《成相》篇通过三、三、七、四、七的字数，保证了词句精炼与韵律均齐，读之朗朗上口。这又是荀子追求逻辑明晰之体现。荀子将民间俗文学的旧瓶装上了个体思想的新酒，是其“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的经验性思想格调的体现，也体现了荀子与时屈伸的儒家修养与个体人格的统一。
从为文风格及辞气来看，若觉得《成相》篇情感表达过于愤激，而否认为荀子作品，可将其与荀子性恶论思想与《赋》篇中《疠怜王》答谢书[ 可参见姚海涛：《荀子〈疠怜王〉答谢书索隐》，载《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29-37页。]结合起来理解就不会感到诧异了。从《成相》篇所彰显的怀才不遇之感、怨艾幽愤之词和对圣君贤臣之渴望，以及散见于今本《荀子》他篇典型、常用词语、特色词语看来，此篇无疑“写出了一首挽歌，既挽春申君和楚国，也挽自己。”[ 邓汉卿：《荀子绎评》，第544页。]荀子从兴、观、群、怨诗教之社会作用出发对“俗文学的制作与利用”[ 鲍国顺：《荀子学说析论》，台北：华正书局，1984年，第181-185页。]以讥刺战国末世乱相，将忧国忧民的情感与不平则鸣的幽怨合而一之，统合了政治性与文学性，将荀文浑厚（郭沫若语）之特点发挥的淋漓尽致。
综上可证，《成相》篇是代表荀子思想的纲领性作品，当为荀子晚年废居兰陵之地，思想成熟老练之时，借民间歌曲形式而创作的蕴含其人生境遇与政治理念的老辣文章。可将此篇定位为荀子晚年思想综合纲领性作品。之所以采用通俗文学的形式，一则可以避患，一则利于传播。又，此篇将内容的深刻性与形式的通俗性完美的合一，无疑值得今天的文艺创作者、文化传播者、思想创作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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