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漫议十三
荀子的治世模式
刘志轩
如果说荀子是中国大一统社会治理模式的设计师，可以相信吗？
相信与不相信，要从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立的发端说起。
华夏大地，春秋战国混战五百年，许多哲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社会应该如何管理？社会的和谐太平之路在哪里？
老子洞悉人世，写下一篇《道德经》，潇洒超脱而去；孔子洞悉人世，留下一部《论语》，绘出一幅“大同”愿景，遗憾而去；墨子洞悉人世，留下“兼爱”、“非攻”之大爱，愤然而去；商鞅洞悉人世，在秦国推行法家理论，被五马分尸，留下历史的永久惋叹。
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比老子、孔子、孟子等先哲要晚。此时诸侯的兼并战争更为惨烈。华夏社会如何走向和谐太平，依然是一个谜。
此时孔子创建的儒学崇尚者越来越少。孟子哀叹：“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孟子·滕文公》）唐代学者杨倞描绘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状况，说人们都以法家慎到、墨家墨翟、纵横家苏秦张仪为宗师，“则孔氏之道几乎息矣！”（杨倞《荀子序》）
在如此严峻的局势之下，荀子冷静地分析儒、墨、道、法、杨朱等各派思想的优长和缺陷，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唯孔子开创之儒学可以拯救天下。
荀子认为，孔子的儒学之所以不被现实的当权者采用，是因为那些当权者“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他们每日相互争斗，只选取眼前最为功利的办法，所以不能够认知孔子的伟大。
但是，荀子也明晰地认识到孔子儒学的缺憾。在周天子的一统天下已经分裂为各自为政的诸侯列国之后，孔子想通过倡导恢复西周的礼仪和等级名分，挽救“礼坏乐崩”的社会政治秩序，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鼓吹“克己复礼”的孔子儒学，就像一个人老珠黄的女人，不被喜欢。
然而，孔子的儒学总结了华夏民族的伟大智慧。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这不仅是儒学的崇高理想，也是华夏民族的共同向往。所以，荀子认为，不应该因为孔子儒学有缺憾就否定它，抛弃它，而应该改变它脱离实际的缺陷，提升它指导实践的能力，让儒学走进社会现实。
为了捍卫儒学，提升儒学，荀子清醒而自觉地与诸子百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目的很明确，回答时代之问：人类社会如何走出战乱，社会和谐太平之路何在？
荀子以超越时代的智慧和勇气，从人在自然世界最初的生存状态而始，通过观察、分析、探求，发现了人的本性特征。
荀子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荀子·荣辱》）荀子认为，欲望不止，唯利是图，这就是人的本性。
荀子在人类文化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异说”：“人之性恶”。 
荀子认为，儒学之所以走到几乎被社会抛弃、无人理睬的衰败绝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孟子脱离实际的性善论。所以，荀子在稷下学宫尖锐地毫不客气地向孟子公开宣战，揭穿孟子性善论的虚伪性。告诉人类世界，不要被人性善这个虚假的谎言蒙蔽了眼睛。《性恶》篇就是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战斗宣言。
荀子与孟子关于人性善恶的大辩论，其意义和价值远远超越了时代，这场大辩论开创了一场影响至今的伟大的理论创新运动。荀子告诉我们，人类是经过“化性起伪”，也就是不断用人为的方法改变恶的本性，才一步一步的走向社会文明。所以，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也就是一部“化性起伪”的历史。
“人之性恶”是荀子发现的一把金钥匙，他用这把金钥匙打开了人类社会的大门，告诉人们，“明分使群”是人类组成社会的奥秘。他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荀子·王制》）荀子指出，“唯利是图”的人群因“义”而和。由此点出发，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同于孔子之“礼”的新设计，并且以“礼”为核心构建了一套儒学新体系。
荀子将儒学从远离社会实际的理想主义思考，引至具有全面指导社会实践能力的新阶段。荀子儒学是对孔子儒学的继承、发展与超越。荀子儒学，为人类社会开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和谐太平之路。
荀子所创建的人类社会和谐太平之路，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基本点：
第一、“人之性恶”是认知人类社会的基本哲学。“化性起伪”，用人为的办法改变人恶的本性，提升人的道德品格，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和谐的必由之路。
第二，“立君为民”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目标和架构。荀子讲“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按照荀子“明分使群”的思想，君主的职位也是一种社会分工，其职责是为人民办事。
第三，“隆礼重法” 是人类社会治理的基本方略。荀子说：“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 “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荀子·君道》） 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缺一不可。
我把荀子的治世思想概括为一个简单的公式： “人之性恶”＋“立君为民”＋“隆礼重法” ——→走向社会长治久安，“小康”、“大同”。
荀子的治世理论，应时代需要而生。荀子的学生李斯实践荀子的思想，反对大一统后的秦国继续实行西周分封制的守旧主张，帮助秦始皇创建了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国家新体制。这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而后的两千多年，历代都仿照秦政，实行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历史证明，这个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社会管理体制，不但适用于封建社会，也适用于现代社会，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这是荀子为人类社会找到的一条社会管理的和谐太平之路。
但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和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正人君子不喜欢荀子儒学。
其一，君王标榜“君权神授”；而荀子讲“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荀子的观点，釜底抽薪，直接威胁着君王执政的合法性。所以，无论荀子讲的治国办法多么可行，君王们只会运用他的治国办法，却不会推崇荀子这个人。孔子和孟子相信“君权神授”。“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礼记·表记》）所以，从秦汉到唐宋明清两千年间，封建统治者一代一代都推崇孔孟。
其二，荀子的性恶论让君王更厌恶。君王是“天子”，自然是无可争议的品德楷模，一言九鼎，百姓们只能言听计从，效仿、效忠。那些正人君子也标榜自己是道德传扬者，自然也高人一等。可是荀子讲，君王、君子、圣人、农夫，没有哪一个天生下来就善良，人的善良品德是后天学习才有的。而且每个人必须不停止的修养身心，遵守礼法，不间断地限制和改变恶的本性，才能完善地走完人生之路。
所以，两千年封建王朝的治国方略，在理论架构上，他们实际实行的是：“人性善”＋“君命天授”＋“礼法治国”。
因此，两千年的封建王朝都是开创时举义旗轰轰烈烈，夺得政权之后，重蹈覆辙被推翻，哪一个也不能长治久安。这种封建轮回一再重演。
原因很清楚，第一，哲学基础错误。鼓吹人性善，君王与君子是道德的榜样，但他们是伪君子，假道学。所以，整个社会在人性善理论的掩盖下让那些君王、君子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第二，国家基本体制错误。鼓吹“君权神授”，君王高高地坐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痛苦不堪，自然就会揭竿而起，推翻他们。第三，在这样的哲学思想与政治体制下实行“礼法治国”，“礼法治国”就不再是社会和谐的调节剂，而变成愚弄人民、欺压人民的统治工具。
历史的教训表明，国家的长治久安，最根本的条件是，第一，当权者要弄清楚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第二，要约束自己恶的本性，严格自律，否则就会失去政权，成为阶下囚。
自宋代始，理学家们以荀子主张人性恶为由，贬责荀子八百年。但是荀子“治之经，礼与刑”实在是绕不开的治世方略，所以宋明清使用的依旧是荀子的治世方略。所以，梁启超总结一句话：“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不过，荀子的治世方略在封建时代从来没有完全实行过。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把荀子的治世思想融入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让荀子的治世理论比任何时代都得以全面的展现。2012年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高举为人民服务的旗帜，端正党风，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社会在和谐太平之途大步前进。
有西方学者研究世界各种治世理论，认为荀子的治世思想可能成为指导世界社会和平发展，和科学进步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