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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轩荀子漫议十三荀子的治世模式
发表时间:【2019/9/29 9:20:35】 浏览次数:1211次
荀子漫议十三
荀子的治世模式
刘志轩
如果说荀子是中国大一统社会治理模式的设计师,可以相信吗?
相信与不相信,要从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立的发端说起。
华夏大地,春秋战国混战五百年,许多哲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社会应该如何管理?社会的和谐太平之路在哪里?
老子洞悉人世,写下一篇《道德经》,潇洒超脱而去;孔子洞悉人世,留下一部《论语》,绘出一幅“大同”愿景,遗憾而去;墨子洞悉人世,留下“兼爱”、“非攻”之大爱,愤然而去;商鞅洞悉人世,在秦国推行法家理论,被五马分尸,留下历史的永久惋叹。
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比老子、孔子、孟子等先哲要晚。此时诸侯的兼并战争更为惨烈。华夏社会如何走向和谐太平,依然是一个谜。
此时孔子创建的儒学崇尚者越来越少。孟子哀叹:“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孟子·滕文公》)唐代学者杨倞描绘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状况,说人们都以法家慎到、墨家墨翟、纵横家苏秦张仪为宗师,“则孔氏之道几乎息矣!”(杨倞《荀子序》)
在如此严峻的局势之下,荀子冷静地分析儒、墨、道、法、杨朱等各派思想的优长和缺陷,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唯孔子开创之儒学可以拯救天下。
荀子认为,孔子的儒学之所以不被现实的当权者采用,是因为那些当权者“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他们每日相互争斗,只选取眼前最为功利的办法,所以不能够认知孔子的伟大。
但是,荀子也明晰地认识到孔子儒学的缺憾。在周天子的一统天下已经分裂为各自为政的诸侯列国之后,孔子想通过倡导恢复西周的礼仪和等级名分,挽救“礼坏乐崩”的社会政治秩序,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鼓吹“克己复礼”的孔子儒学,就像一个人老珠黄的女人,不被喜欢。
然而,孔子的儒学总结了华夏民族的伟大智慧。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这不仅是儒学的崇高理想,也是华夏民族的共同向往。所以,荀子认为,不应该因为孔子儒学有缺憾就否定它,抛弃它,而应该改变它脱离实际的缺陷,提升它指导实践的能力,让儒学走进社会现实。
为了捍卫儒学,提升儒学,荀子清醒而自觉地与诸子百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目的很明确,回答时代之问:人类社会如何走出战乱,社会和谐太平之路何在?
荀子以超越时代的智慧和勇气,从人在自然世界最初的生存状态而始,通过观察、分析、探求,发现了人的本性特征。
荀子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荀子·荣辱》)荀子认为,欲望不止,唯利是图,这就是人的本性。
荀子在人类文化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异说”:“人之性恶”。 
荀子认为,儒学之所以走到几乎被社会抛弃、无人理睬的衰败绝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孟子脱离实际的性善论。所以,荀子在稷下学宫尖锐地毫不客气地向孟子公开宣战,揭穿孟子性善论的虚伪性。告诉人类世界,不要被人性善这个虚假的谎言蒙蔽了眼睛。《性恶》篇就是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战斗宣言。
荀子与孟子关于人性善恶的大辩论,其意义和价值远远超越了时代,这场大辩论开创了一场影响至今的伟大的理论创新运动。荀子告诉我们,人类是经过“化性起伪”,也就是不断用人为的方法改变恶的本性,才一步一步的走向社会文明。所以,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也就是一部“化性起伪”的历史。
“人之性恶”是荀子发现的一把金钥匙,他用这把金钥匙打开了人类社会的大门,告诉人们,“明分使群”是人类组成社会的奥秘。他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荀子·王制》)荀子指出,“唯利是图”的人群因“义”而和。由此点出发,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同于孔子之“礼”的新设计,并且以“礼”为核心构建了一套儒学新体系。
荀子将儒学从远离社会实际的理想主义思考,引至具有全面指导社会实践能力的新阶段。荀子儒学是对孔子儒学的继承、发展与超越。荀子儒学,为人类社会开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和谐太平之路。
荀子所创建的人类社会和谐太平之路,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基本点:
第一、“人之性恶”是认知人类社会的基本哲学。“化性起伪”,用人为的办法改变人恶的本性,提升人的道德品格,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和谐的必由之路。
第二,“立君为民”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目标和架构。荀子讲“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按照荀子“明分使群”的思想,君主的职位也是一种社会分工,其职责是为人民办事。
第三,“隆礼重法” 是人类社会治理的基本方略。荀子说:“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 “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荀子·君道》) 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缺一不可。
我把荀子的治世思想概括为一个简单的公式: “人之性恶”+“立君为民”+“隆礼重法” ——→走向社会长治久安,“小康”、“大同”。
荀子的治世理论,应时代需要而生。荀子的学生李斯实践荀子的思想,反对大一统后的秦国继续实行西周分封制的守旧主张,帮助秦始皇创建了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国家新体制。这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而后的两千多年,历代都仿照秦政,实行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历史证明,这个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社会管理体制,不但适用于封建社会,也适用于现代社会,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这是荀子为人类社会找到的一条社会管理的和谐太平之路。
但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和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正人君子不喜欢荀子儒学。
其一,君王标榜“君权神授”;而荀子讲“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荀子的观点,釜底抽薪,直接威胁着君王执政的合法性。所以,无论荀子讲的治国办法多么可行,君王们只会运用他的治国办法,却不会推崇荀子这个人。孔子和孟子相信“君权神授”。“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礼记·表记》)所以,从秦汉到唐宋明清两千年间,封建统治者一代一代都推崇孔孟。
其二,荀子的性恶论让君王更厌恶。君王是“天子”,自然是无可争议的品德楷模,一言九鼎,百姓们只能言听计从,效仿、效忠。那些正人君子也标榜自己是道德传扬者,自然也高人一等。可是荀子讲,君王、君子、圣人、农夫,没有哪一个天生下来就善良,人的善良品德是后天学习才有的。而且每个人必须不停止的修养身心,遵守礼法,不间断地限制和改变恶的本性,才能完善地走完人生之路。
所以,两千年封建王朝的治国方略,在理论架构上,他们实际实行的是:“人性善”+“君命天授”+“礼法治国”。
因此,两千年的封建王朝都是开创时举义旗轰轰烈烈,夺得政权之后,重蹈覆辙被推翻,哪一个也不能长治久安。这种封建轮回一再重演。
原因很清楚,第一,哲学基础错误。鼓吹人性善,君王与君子是道德的榜样,但他们是伪君子,假道学。所以,整个社会在人性善理论的掩盖下让那些君王、君子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第二,国家基本体制错误。鼓吹“君权神授”,君王高高地坐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痛苦不堪,自然就会揭竿而起,推翻他们。第三,在这样的哲学思想与政治体制下实行“礼法治国”,“礼法治国”就不再是社会和谐的调节剂,而变成愚弄人民、欺压人民的统治工具。
历史的教训表明,国家的长治久安,最根本的条件是,第一,当权者要弄清楚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第二,要约束自己恶的本性,严格自律,否则就会失去政权,成为阶下囚。
自宋代始,理学家们以荀子主张人性恶为由,贬责荀子八百年。但是荀子“治之经,礼与刑”实在是绕不开的治世方略,所以宋明清使用的依旧是荀子的治世方略。所以,梁启超总结一句话:“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不过,荀子的治世方略在封建时代从来没有完全实行过。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把荀子的治世思想融入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让荀子的治世理论比任何时代都得以全面的展现。2012年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高举为人民服务的旗帜,端正党风,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社会在和谐太平之途大步前进。
有西方学者研究世界各种治世理论,认为荀子的治世思想可能成为指导世界社会和平发展,和科学进步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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