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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一-梁涛
梁 涛
【摘要】《荀子·性恶》所引三处“孟子曰”,应出自《孟子》外书,反映的是孟子后学“性善修习论”、“性善完成论”的思想,与孟子的“性善扩充论”有一定的差别。《性恶》乃针对《孟子》外书之《性善》篇而发,荀子批判性善论,一是认为其“无辨合符验”;二是指责其否定了礼义、圣王;三是批评其对人性的态度过于乐观。其批判的理论根据,则是“性伪之分”。
【关键词】荀子 孟子 《性恶》 《孟子外书》
《荀子·性恶》篇是反驳孟子性善说的一篇檄文,文中三引“孟子曰”,以此为的,展开批驳,系统阐发自己的性恶说。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荀子所引的三处“孟子曰”均不见于今本《孟子》中,且与我们所了解的孟子思想有一定的距离,引起学者的种种猜疑。如徐复观先生认为,“我根本怀疑荀子不曾看到后来所流行的《孟子》一书,而只是在稷下时,从以阴阳家为主的稷下先生们的口中,听到有关孟子的传说;所以在《非十二子篇》对子思、孟子思想的叙述中,有‘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的话;在今日有关子思、孟子的文献中,无此种丝毫地形迹可寻,害得今人在这种地方,乱作附会。而他对于孟子人性论的内容,可说毫无理解。假定他看到了《孟子》一书,以他思想的精密,决不至一无理解至此。”[*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出土文献与荀子哲学研究”(08B2X034)、重大项目“中国孟学史”(11&ZD083)前期成果。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初版,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8页。]韦政通先生也说:“《性恶篇》本针对孟子性善说而发,但细案荀子所传述孟子意,亦尽属误解。先秦儒家在孔子以后,唯孟荀两大儒,何以荀子对孟子竟如此疏隔?此诚难以索解矣。我怀疑,荀子一生,根本未见《孟子》一书,所述者或多据失实之传闻。但复可疑者,依据传闻而定人之罪,虽小智者,其诬妄亦不至此,荀子何独屑为?此亦不能索解者。”[ 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0页。]不过也有不同意见,如龙宇纯先生认为,“建立在仁义礼智四端的性善说,本来几句话就可以说得清楚,一句话也可以讲个大概,即使荀子果真不曾读过孟子,也不可能对性善说‘毫无理解’。说这种话,不仅是污蔑了颇有科学精神的荀子,也太看轻了齐国的稷下先生。”[ 龙宇纯:《荀子论集》,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74页。]说“颇有科学精神的荀子”不至于道听途说,据传闻而定人之罪,无疑是有道理的。特别是随着简帛《五行》的出土,徐先生所举的思孟五行之例,恐怕只能作为反证了。但龙先生所论,并没有回答荀子何以对孟子的思想有如此“疏隔”、“误解”的质疑。这样看来,对于《性恶》“孟子曰”的问题,还需要另辟蹊径,做出进一步探讨。
一、《孟子》的成书与外书四篇问题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一书乃孟子晚年与弟子万章等人所作。
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东汉赵岐《孟子题辞》亦说:
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孟子正义·孟子题辞》,《诸子集成》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影印版,第6~7页。]
司马迁说“作《孟子》七篇”,赵岐说“著书七篇”,都是强调《孟子》一书乃孟子所“作”或所“著”,二者看法是一致的。不过赵岐又说:
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 同上,第9页。]
说明在《孟子》七篇之外,另有外书四篇,这样《孟子》一书实际有十一篇。这在其他文献中也有反映,如《汉书·艺文志》:“《孟子》十一篇。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风俗通义·穷通》也说:“又绝粮于邹、薛,困殆甚,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篇。”这里的“中、外十一篇”即是指《孟子》七篇与外书四篇,二者相加正好十一篇。
据赵岐的看法,《孟子》七篇与外书四篇的最大不同是,前者是孟子所著,而后者非出于孟子之手,乃后人的依托。故《孟子题辞》开篇称:“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称也。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赵氏之说影响很大,后来学者受其影响,多在七篇乃“自著”上做文章。如朱熹称:“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所就也。论语便是记录缀缉所为,非一笔文字矣。”[ (宋)朱熹:《朱熹集》卷五十二《答吴伯丰》,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4页。]认为《孟子》七篇非后人的编辑,与《论语》性质不同。“《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 (宋)朱熹:《朱子四书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朱子关于《孟子》与《论语》的对比,引起学者的共鸣。元代何异孙《十一经问对》称:“《论语》是诸弟子记诸善言而编成集,故曰《论语》,而不号《孔子》。《孟子》是孟轲所自作之书,如《荀子》,故谓之《孟子》。”[ (元)何异孙:《新编十一经问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版,第2页。]认为《孟子》乃“自作之书”。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说:“《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 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见《皇清经解》卷二十四。]强调《孟子》“成于己手”。魏源《孟子年表考》亦说:“七篇中无述孟子容貌言动,与《论语》为弟子记其师长不类,当为手著无疑。”[ 魏源:《魏源全集》第12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85页。]认为《孟子》是“手著”。其实这些说法都是出于成见,似是而非,不能成立。
首先,说《论语》“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而《孟子》“首尾文字一体”,并不恰当。《论语》各章时有长短,这是事实,但《孟子》也同样如此。《孟子》各章有些长达千字以上,有些仅十余字,且穿插在一起。如著名的“知言养气”章长达一千余字,而下面的“以力假仁者霸”章则不到百字。这样的例子多不胜举,有兴趣者可以找本《孟子》翻翻,不难得出结论。至于说《孟子》“笔势如熔铸而成,非缀缉可就”,恐怕也值得商榷。试以《万章》、《告子》两章为例,前者主要为孟子与弟子万章间的对话,话题以古代圣贤的出处去就为主。涉及论舜的孝行,尧舜“禅让”及“传贤”、“传子”的问题,以及伊尹、孔子、百里奚的进身、周代的爵禄制度等等。后者主要记载孟子与告子著名辩论,涉及“大体”、“小体”,“天爵”、“人爵”,“人皆可以为尧舜”,义利之辩,“王霸之辩”等内容,二者内容上不仅有很大不同,文字风格上也有一定差异。有兴趣者同样可以对读一下,这两章恐怕就是“缀缉”而成,前者是对孟子、万章言论的“缀缉”,后者是对孟子、告子辩论的“缀缉”。
其次,说《论语》“记圣人容貌甚悉”,而《孟子》“无述孟子容貌言动”,同样是不准确的。《孟子》其实有很多章是描述“孟子容貌言动”,试举两例。一是《公孙丑下》“孟子将朝王”章,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齐王却派人来说,本该亲自拜访孟子,但因为染了风寒,不能吹风,希望第二天临朝时孟子能来拜见自己。孟子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第二天却去东郭氏家吊丧。弟子公孙丑问:“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孟子答:“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这样的描写不能不说是很传神生动的。还有《公孙丑下》“孟子去齐”章,孟子离开齐国,在昼邑过夜。有人想为齐王挽留孟子,坐着与孟子交谈。孟子“不应,隐几而卧”。寥寥数笔,孟子的神态跃然纸上。其实,《论语》除了《乡党》篇比较特殊外,描写孔子“容貌言动”的内容并不多,以此判断作品是否“自著”,没有说服力。
还有,说《孟子》是孟子自作,类似《荀子》,也是不能成立的。《荀子》各篇主要为议论体,除了少数几篇有文字拼合的痕迹外,每篇基本是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论述,首尾一贯,有理有据,是一篇完整的议论文,这些文字自然是作者“自作”或“手著”。而《孟子》为记言体,体裁更接近《论语》,与《荀子》显然有所不同。为说明《孟子》乃“自作”,而将其与《荀子》类比,显然不合适。
其实,从各方面看,《孟子》都与《论语》更为接近。《论语》为“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汉书·艺文志》),《孟子》也主要记载孟子应答弟子、时人之问,以及孟子的思想、言论;《论语》为记言体,每章多以“子曰”的形式出现,《孟子》亦为记言体,每章前常冠以“孟子曰”。二者所不同者,《论语》编订于孔子之身后,而《孟子》成书于孟子在世之晚年。盖孔子在世时,并未想到要将自己一生的言论编订成册,传之后世。孔子去世后,“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序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于是通过“相与辑而论纂”的形式编订了《论语》。到了孟子这里,情况则有所变化。孟子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而他想要向孔子学习的,恐怕就包括编著一本像《论语》那样可以传之后世的著作。此点赵岐已经注意到,他说:
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孟子之书,则而象之。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问利国,孟子对以仁义。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称“天生德于予”。鲁臧仓毁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众。[ 《孟子题辞》,第8~9页。]
赵岐认为《孟子》的编订,是“则而象之”,刻意模仿《论语》,故多有相似的章节设计,可谓颇有见地。了解了这一点,有关《孟子》成书及外书的问题就容易理解了。盖《孟子》一书乃孟子晚年“退自齐梁”后,与弟子万章等人共同编订。编订的过程也大致与《论语》相似,首先是搜集孟子与弟子、时人的答问,以及孟子平时的思想、言论,这些或是靠弟子帮助回忆,或是来自弟子平时的整理、记录,然后是对这些材料整理、选择,挑出代表性材料编订入册,最后是孟子的审定、修改、润色。有学者称,“《史记》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者,其为二人亲承口授而笔之书甚明。”[ 魏源:《孟子年表考》,《魏源全集》第12册,第185~186页。]认为是孟子口授,而万章等人笔录,恐怕并不准确。《孟子》严格说来是“编”,而不是“作”。以往学者多在“自作”、“手著”上做文章,未必合适。其实,《孟子》的成书与《论语》相似,所不同者,孟子参与了《孟子》的编订,而《论语》结集时,孔子已不在人世,不能参与其中了。
然而,正如《论语》结集后,仍不断有《论语》类文献出现一样,《孟子》编订后,仍有弟子继续编订“孟子曰”,甚至假托孟子的言论,这应该就是外书四篇的来源。有学者称,“孟子内书七篇,或是出自孟子之手,或是经门人整理,孟子作了修改、润色、审定的;而孟子外书四篇,则是由孟子门人整理而成,未经孟子修改、润色、审定的。”[ 刘培桂:《孟子大略》,泰山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应该是有道理的。那么,孟子外书大概编订于何时呢?由于资料缺乏,不能详考,只能确立大致的范围。据《孟子题辞》,“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 《孟子题辞》,第10页。]故外书的下限应在坑儒事件(前212年)之前,而上限应为孟子的第一、第二代弟子,也就是孟子卒后的20到40年间。孟子的生卒有不同的推断,较流行的说法是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289年),则外书的上限应为前269至249年间。据《史记·孟轲荀卿世家》,“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春申君卒于楚考列王二十五年(前238年),荀子此后客居兰陵,不久去世。由于兰陵(山东苍山县)距孟子故国邹(山东邹城市)不远,且孟子、荀子都有弟子活跃于当时的学术中心齐国稷下,若外书编订于孟子第一、二代弟子之手的话,那么,荀子完全有可能读得到,不过这时已是荀子的晚年了。
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前三篇也有断作:《性善辩》、《文说》、《孝经》。南宋孙奕《履斋示儿编》称:“昔尝闻前辈有云,亲见馆阁中有《孟子》外书四篇:曰《性善辩》,曰《文说》,曰《孝经》,曰《为政》。”[ 孙奕:《履斋示儿编》卷六《孟子篇目》,《知不足斋丛书》丛书本。]即采用这种读法。南宋刘昌诗《芦蒲笔记》说:“予乡新喻谢氏多藏古书,有《性善辩》一帧。”[ 刘昌诗:《芦浦笔记》卷二《性善辩》(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页。]南宋史绳祖《学斋占毕》亦说:“《孟子序》谓有外书四篇,《性善辩》居其一,惜其不传。”[ 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一《孟荀扬言性之所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页。]都是认为外书中有《性善辩》一篇,这一看法影响了明代的姚士粦,其伪造《孟子外书四篇》时,即以《性善辩》、《文说》、《孝经》为说。其实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按,《孝经》为独立的一篇,其内容为“孔子为曾参陈孝道也”,并未涉及孟子,自然不应当作为孟子的著作收入外书之中。故从“孝经”处断句是不正确的,只能断为:《性善》、《辩文》、《说孝经》。《说孝经》者,对《孝经》的解说也。其实东汉王充就曾见过《孟子外书》并提到其篇名:“孟子作《性善》之篇,以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乱之也’。”(《论衡·本性篇》)王充(27至约97)与赵岐(?至201)同为东汉人,且生活于赵岐之前,赵岐见过的《外书四篇》王充自然也见到过,其称“孟子作《性善》之篇”,言之凿凿,不容改易,故外书四篇只能断为:《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孙奕、刘昌诗所说的馆阁、乡中所藏外书,即便存在,也是伪书,因不明断句,露出马脚。姚士粦误信其说,伪造外书四篇,更是以讹传讹,错上加错。有学者竟为此书辩护,殊为可笑!
盖因外书中有《性善》之篇,故荀子有《性恶》之作,荀子《性恶》乃针对《性善》而发。刘向说“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孙卿后孟子百余年。孙卿以为人性恶,故作《性恶》一篇,以非孟子”。[ (汉)刘向:《孙卿书录》,(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58页。]王充称“孙卿有反孟子,作《性恶》之篇”(同上),严格说来,荀子“反孟子”实际是反外书的《性善》篇。明乎此,围绕《性恶》所引“孟子曰”的种种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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