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海涛】荀子对智性的阐扬及其与科学的关系
作者：姚海涛（青岛城市学院）
来源：作者授权发布
原载于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


摘要：从近代荀学研究的时代背景与问题意识出发，会发现荀子研究总是与时代问题密切相关，随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牟宗三先生以重仁与重智的二分疏解儒家哲学两大系统，广义敞显了荀子继承自孔子以来的智性主义，认为荀子发展出难能可贵的与西方重智系统相近之学术面向。《荀子》写作方式、天人观皆透显出其对智性的大力阐扬。建基于此，荀子重智与科学间的关系呼之欲出。前贤对荀子与科学间的关系概有肯定说、否定说与关联说三种观点。其中关联说最为客观中肯。无论是从荀子逆向重智所凸显的不占、非相、解蔽，还是从荀子顺向重智所标举的礼智对显、辨合符验与物理可知，皆可见其推阐智性之良苦用心。平情地讲，荀子重智构成了从宗教而人文而科学的逻辑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仍当归类为人文理性而非科学理性。因荀子已将人文理性发展到顶峰，若非受到后来历史之大冤屈而湮没，由此而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顺适走向科学理性并非天方夜谭。
关键词：荀子；智性；科学


引言
当今学界，荀学研究已然成为中国哲学研究重镇。而荀学之沉浮起落，可从中国哲学史上窥见一条或明或暗的线索，由此可梳理出一条隐潜的荀学史脉络。荀学远绍自孔子，肇始于荀子，在其后的思想历史中虽未曾位居主流，甚至难称支流，更有甚者，被视为歧出与异端，但始终未断流。这便是荀学的思想韧性。而此韧性，自荀子批判诸子，熔铸百家，以道自任之时，便已种下。
如果将孔子视为内圣外王的合一与仁智合一的学思行谊之典范，那么，孟子与荀子则各侧重继承其一面。孟子思想独标内圣，高蹈仁义，成就了中国哲学早期的亚圣形象。而荀子思想则重视外王，凸显智性，成就了中国哲学早期的学宗形象。此本是中国哲学早期发展中的二水分流之正常学术现象，孰料却因后儒道统之争而使孟荀呈势不两立之态。有宋以来，孟子之道大昌，荀子之学不彰。
然而，现实是一股力量，一股无法逃离的巨大力量。包括荀子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从来不会脱离现实，总是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投射在抽象的理论探究之中。历史是公正的，思想家需要接受历史的考验，在时代淘洗中沉淀，在思想流变中再生。在漫长的哲学史中被视为异类，却在近代思想观念剧变中重被发现、认可、阐扬，荀子即是显例。而这缘于清末民初的时代背景与当时学者的问题意识。


一、近代荀学研究的时代背景与问题意识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民生凋敝，社会动荡，外来文化冲击不断。其中最为强劲的是，西方民主、科学的时代巨浪已然席卷世界，对彼时的中国带来了天翻地覆式的冲击。有识之士认识到，此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故找到破除阻碍民主与科学传播的文化因子而去除之，或者寻觅到传统文化中的近似资源以辅翼之，皆将对旧中国开辟现代路径助益良多。中国本有文化的去留存废成为当时学术界的重大课题。传统学术能否与西方学术接轨，能否产生新的研究路向，能否赋予更多的可能性等等，遂成为当时学者的问题域。回归先秦，找寻相关思想资源，无疑是一条历史上久已验证过的有效途径。有识之学人，为接引西学，延续中学，辗转求索。所谓物极必反，真妄毕见。简言之，近现代学术渐起，成为这一阶段的显明学术特征。
诠释空间的获得有赖于诠释视域的打开，而视域的开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代主题之转换。遥想当年，在时代主题转换的战国时代，围绕“救弊治世”（牟宗三先生语）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盛况，而荀子集其大成。晚清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学术背景下，近代思想史上出现了尊荀与排荀之共存并争，一时竟势同水火，促成了观研荀子的新论域，开出了精彩纷呈的新荀学。在现代学术视野之中，出现了“荀子回归”运动。跨越千年的思想历史，荀子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贯穿于其中。近代以来，研荀者既多，性恶性善，科学民主，厘清研判，新意迭出。
近代荀学从荀学史脉络中走来，自带深沉的历史背景，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史概念登上学术舞台，足以成为荀学史、荀学研究史上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近代学人之学思延续着近代以来的民族危亡意识，面对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有着透辟而深邃的思考。排荀尊荀，各取所需，不为无见。按照江心力的分类，近代荀学可分为二十世纪初的荀学、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荀学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荀学研究三类[1]。此分类比较驳杂，贯穿了时间、历史事件与研究方法。若以研究范式来对近代荀学研究进行分类，则可分为两类：训诂荀学与义理荀学。因训诂荀学与近代史的社会背景关联度并不直接，故仅以义理荀学之开展为例，展现荀学研究之问题意识可也。
维新派领袖梁启超认为荀子代表了专制，成为绌荀尊孟之急先锋。谭嗣同则视荀子为“乡愿”，进行理论挞伐。章太炎则尊荀子为后圣，高度评价，推崇备至。作为变法政治家的梁启超与谭嗣同从当时国家走向民主的途路角度，将荀子视为一绊脚石，其认知理路是扫清中国思想史上专制之因子，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但视荀子为专制之代表者的观点却值得商榷。此类观点，无疑将荀子在思想史上“大本已失”之冤屈基础上更增一层“专制”罗幕，仅因变法之需而将荀子立为“靶子”，绝非理性客观之研究，故其观点实不可取。
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近代学人多从中西比较对勘的视野去研读荀子。西方思想文化最为近人所激赏者，当为科学与民主。如胡适、王恩洋、牟宗三等学人皆有功于荀学。近代荀学研究的其他学人如杨筠如、陈登元、陶师承、熊公哲、杨大膺、冯振等皆有研荀专著，限于篇幅及其学术影响力，故不在此加以论列。
胡适将先秦儒家分为两截：荀子以前的儒家与荀子的儒家。这足以说明，胡先生已经意识到了荀子之于儒家的非凡意义，确实是一个新发展，与思孟一派儒家有着相当大的不同。胡适提到了荀子的心理学与名学等，这在荀子之前的儒家属不太重视或成果不多的论域。胡适以现代学术的眼光研究荀子，开出了一片新天地。而在对“哲学史的史料”“审定史料之法”“整理史料之法”中多称引《荀子》以证校勘，足见其意识到了荀子思想话语中的求真意蕴。其研究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说运用得淋漓尽致，真是一场思想考古之旅。
近代荀学中一位被忽视的学者是王恩洋，一部被遗忘的著作是《荀子学案》。王恩洋处于西南一隅而不显，加之其蜚声佛教界，以佛教研究著称，故其荀子研究，向为学界所忽略，而未能抉发其深厚意蕴，未显其应有价值。王先生有对佛学的深湛覃思与笃定信仰，有长期从事传统文化教育的经历，对于包括荀子研究在内的整个学术界有较为清醒、系统而全面的认知。从其书“学案”的命名来看，似乎尚未摆脱黄宗羲学案式写作、疏义式写作的窠臼，实则为思想史传承意识使然。观其视野、方法等早已经迈进了现代学术研究之列。如《荀子学案》十三篇之中有“评论”一节者，计有正名第八、论性第九、论天第十、论政第十一。何以故？实为写作先后之不同，形成了较为集中的写作范式，又其所论者为荀子重大理论问题故也。王恩洋视荀子为经验论者之代表，以文明接榫与文化疏通视域[2]去审视荀子。从世界文明思想史的宽广视野中对勘荀子，从中华文化思想史的纵深视野中去衡定荀子，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立论至精，定位甚洽。其研究视域开阔，在打通中西、古今、佛儒的基础上，融汇贯通为一炉，是近代学术史上为数不多的识得荀子好处的研究者。
从后来研荀的学术影响来看，当以牟宗三先生为最大。牟先生的荀学研究若置于荀学史的背景之中，自有其特殊的意义与价值。时贤所处之近代中国，所缺乏者正是民主与科学。荀子又似无民主而有科学，孔孟似有民主而无科学。牟宗三撰《荀学大略》专书以明之，并在《历史哲学》等诸多著作中一再论到荀子，认为荀子之客观精神正可对儒家传统补弊纠偏，认为荀子是逻辑学之早期代表，是中国智性传统之杰出代表。牟宗三研荀的具体观点则在后文详细论及。
近代荀学研究从开出民主与科学的角度言荀的基本思路与其所处的时代课题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荀子之所以重新“回归”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后来荀学之湮没，是中华民族之不幸也。然其建构之精神实令人起庄美之感，足以医后来贫弱之辈，视国家政治为俗物，视礼义法度为糟粕，而自退于山林以鸣风雅，自谓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知已奄奄待毙也。”[3]218-219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脉络角度去衡量、论定荀子这位曾被打入另册的思想家，尤其从“科学”这一近代乃至现代影响人类生存样态的核心概念出发去研究荀学，话题重大，意义深远。近代荀学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荀学研究范域，不但大大地推进了荀学的现代性，而且促成了传统观念的现代转换。荀学研究在对古老话语的现代转换方面进行了若干有益探索，在打通古今中外的思想关联，探索人类普遍性的思想方面做出了颇有力的贡献。由是，近代荀学成为荀学史中较为特殊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