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大一统思想探赜（下）

刘长明
（山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转载自《枣庄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5.明分使群，礼以定伦，秩序重建人分尊卑
与平民思想家墨子强烈抨击等级制度不同，荀子极力为不断固化的等级制度进行辩护。
在荀学中，就天生的情性而言，圣人与普通人具有极大的趋同性。任何人无一例外，只有经过后天努力修为，去恶向善，才能不断提升自己。“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性恶》）。荀学展现的“所积而致”的成圣大道中，圣人与常人、君子与小人在先天本性上的所有差别被完全消解。问题在于，荀子没有沿着这样的思路得出人人平等的结论，而是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荀学的人性先天趋同论并不是为了淡化这种差别，而是刻意从后天努力的角度凸显等级差别的天然合理性，并使后天形成的差别进一步固化。
以“性恶论”为逻辑起点，荀子首提“名分使群”的社会起源论，从而凸显出礼乐教化的重要性。继之，他从社会起源及人与动物的差别上，论证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他认识到，人异于并优于动物的关键之处，是“人能群”，即人能够组织起社会团体；而人之所以能“群”，在于“分”——实行社会分工和基于社会分工的社会等级制度；而“分莫大于礼”，即尊卑上下之礼。由此便有了制名的必要性——“所以有名”，为的是分门别类、“明贵贱”、“辨同异”以维护社会的差序等级。为了进行政治上和伦理上的正名，建构贵贱有等的大一统差序，必须“明贵贱”；为了进行逻辑和礼法上的正名，建构士、农、工、商识别系统和各种等级称谓，必须“辨同异”。下面一段批评墨子的文字，集中反映了荀子对等级制度的颂扬与对平等社会的嘲弄：“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王霸》）；“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天论》）；“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富国》）这个集大成式的学者，一方面汲取了墨学的许多观点，一方面又对墨子的“尚同”大加鞭挞，批评墨家的平等思想。
在《富国》篇中，荀子特意强调礼法等级对于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他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他甚至将“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视为“天下之通义”（《仲尼》），而把贱不阿贵视为不祥之事：“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非相》）这个从儒者堆里爬出来的叛逆者，既反儒，将各色儒棍的众生相暴晒在阳光下，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儒的陋习，抱残守缺，时常美化等级制度——直至把等级制度美化成与天地共存的“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王制》）的永恒制度。
6.君者舟也，庶人水也，舟水之喻要在民本
虽然荀子为了大一统的需要，美化等级制度以愚黔首，但也深知被他称为“无方之民”的底层民众的决定性力量。为了维护与天同毕、“若环之无端”的等级制度，荀子继承了管子“以人为本”、“夫争天下，必先争人心”（《管子·霸言》）和晏子“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提出了著名的“舟水之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他的结论很清楚：如果君行险政，则有覆舟之虞。鉴于“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和“政险失民”的判断，荀子告诫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君道》）
7.天行有常，制而用之，天人相分三才有道
在天人关系上，荀子摈弃天命论和神秘主义，明确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
这位唯物主义思想家对天人关系的思考是富有建设性的。自伏羲画卦开启文明社会以来，人就成了一个文明的“最为天下贵”的人。虽然“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王制》）。在荀子看来，天道自然，宇宙的生成既不是神所创造，也不是为神而造，而是自己创化了自己，是万物自身运动的结果。他否认天有意志而能主宰人间的事务，反对天命、鬼神迷信之说。荀子在《天论》篇的开头便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天论》）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的思想。这种思想反映了战国时期人类驾驭自然力量的增强。
有了上述认识，荀子便将神秘主义驱逐出了最后避难所。既然天道自然，那么，天地四时之变与社会的治乱吉凶就没有必然的联系，星坠木鸣之类的自然之变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人妖，也就是由君上昏聩、臣子乱政等人事导致的种种反常现象。面对苍天，人类要勇于并善于掌握自然规律为自己所用，既不要“与天争职”，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也不应“错人而思天”，放弃自己本该付出的努力，而应“错天而思人”，顺势而为。荀子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天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利用自然的热情高歌！
8.师法后王，一同制度，齐一天下学术归宗
春秋之世，乃中国社会制度的大转型时期，适应这样的巨变，各诸侯国纷纷进行改革。此起彼伏的改革初潮，到战国时形成滚滚波涛。在兼并战争的裹挟中，各国的改革虽然进程不一且各有侧重，但政治架构的改革却大致同步，并大都以富国强兵为主旋律。这样的潮流，预示着历史逐渐由分立走向统一。各国变法，可视为大一统的前奏。与孔孟等儒者“法先王”的复古思想不同，身处改革大潮中的荀子，针锋相对地举起“法后王”的旗帜。所谓“后王”指近时之圣王，即理想的最高统治者。荀子严厉批判以复古倒退为目的的“先王”观，指责各色儒类“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非十二子》），“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儒效》）。他综合百家，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国家设计了“以一持万”、“无为而治”的理想治道：“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今持古，以一持万。”（《儒效》）荀子基于“法后王”的立场，主张以现实为立足点来判断历史上政治的是非成败，不要盲目崇古，应与时偕行。由此出发，荀子得出的结论是：“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儒效》）
9.蔽于一曲，暗于大理，虚壹而静破窗解蔽
为了防止认识的片面性，必须“解蔽”。何以“解蔽”呢？靠“虚壹而静”的解蔽方法。这是荀子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国家提供的认识论架构。
在荀子看来，以道观之，诸子皆有失：“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俗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解蔽》）为什么会出现被乌云遮望眼的情况？荀子解释道：“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解蔽》）荀子认为，人们在认识上的最大隐患是不全面，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他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解蔽》）如果被某一方面蒙蔽，就不能通晓“大理”。所以他将“蔽于一曲”视为“心术之公患”。
鉴于此，荀子力主通过“解蔽”超越诸子百家的遮蔽与偏执，达于大道。要形成正确的认识就需要“解蔽”，而“解蔽”的方法就是靠“心”的“虚壹而静”。只有秉承“虚壹而静”的认识论，才能“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解蔽》），通过破除层层遮蔽达于澄明之境。
三、从意义世界到现实世界：荀子大一统思想特质
为谋求天下一统，荀子究天人相分，察古今之变，撷礼法之要，开一代师风，建构了以大一统思想为要旨的荀学。服务于大一统的荀学，提供了一套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以“隆礼重法”为治国理路、以“王霸并用”为一统途径、以“权出于一”为一统保障、以“化性起伪”为成圣大道的完整道术。荀学的大一统思想，作为真正的内圣外王之学，不再局限于哲理层面的大而化之的论证，而是言之有物，要言不繁，指向明确，具有鲜明的实效性、超越性和可操作性。正因如此，荀学提供的，不是“仁者无敌”之类的自欺欺人的隔空喊话，而是统合道术的取之可用、用之可行的一统方略。就是说，荀学的大一统思想，既内蕴“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王制》）等高远的哲学宏旨，又彰明了“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儒效》）等明晰的操作实务。要言之，以大一统为主题、包括治国之道和理政之术的道术结合的荀学，具备如下鲜明特质：
1.一统前提，天下一统，华夏归根六合同风
天下一统，海内臣服，是荀学大一统思想建构的前提。“天下”归于“大一统”，一直是荀子的最高学术和政治追求。对“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王霸》）的汤武之世，荀子称颂有加，认为“一天下”者，可“名配尧、禹”（《王霸》）。当时，诸侯割据、占地为牢是天下分裂对立的主要原因和表现，也是实现统一的最大障碍。荀子主张“笞棰暴国，齐一天下”（《儒效》），消灭割据政权，使天下为一，海内来朝。在荀学的大一统视野中，“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财万物”（《非十二子》）等构成“一天下”、“天下为一”、“四海一家”的核心元素。荀子的弟子韩非是先秦诸子最推崇“天下”一词的，一部《韩非子》，计有267处使用“天下”一词。不仅如此，他还常常在“天下”一词前缀动词，以示积极为之，只争朝夕，如：“破天下之从”、“兼天下”、“取天下”、“霸天下”、“强天下”、“制天下”、“有天下”、“治天下”、“王天下”、“一匡天下”、“强匡天下”、“谓天下王”、“为天下主”、“取尊名于天下”、“令行禁止于天下”，凡此种种，不难发现荀学传人韩非一统天下的理论建构和强烈愿望。而众所周知，《韩非子》是秦国治国理政的指导性宝典，足见秦国早已将在建立国内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把谋取天下一统、六合共贯确定为明晰的战略目标。在荀子另一高足李斯“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史记·李斯列传》）的劝勉中，秦始皇全面吹响了一扫六合的集结号。
2.一统核心，思想一统，学术正统独尊天下
思想一统，是荀学大一统思想的核心。要齐一天下，必须确立统一的思想标准。所以，荀学的直接诉求是经由思想统一达到政治统一。显然，他一统学术思想的努力，是与帝王“一天下”的政治抱负相配合并为“一天下”服务的。因此，是否顺乎趋于统一的历史趋势，是荀子思想一统的基本标准。沿着这样的理路，荀子指责私心自用、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百家之说诚不详”（《成相》），主张围绕“一天下”的要求使“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即迅速息灭“知而险，贼而神，为诈而巧，言无用而辩，辩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非十二子》）的百家异说，重塑学术正统，形成一元化的强势主流意识形态。荀子从统一学术思想的立场出发，将那些被认为有碍于天下一统的学术思想统统归之于异端邪说。对蛊惑人心、惑乱天下的歪理邪说的炮制者——“天下大害”，应严厉打击，必要时予以诛杀，而且是“先诛”——先于盗贼而诛！无疑，这是罢黜与独尊的先声。和荀子一样，韩非也主张学术一统，反对“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韩非子·显学》）。由于统一在即，兼并愈益激烈，韩非便把是否有利于富国强兵看成衡量学术理论价值的主要标准，主张绝“辩说文丽之声”而“谋治强之功”。为此，韩非将儒术斥责为“愚诬之学”。“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要富国强兵，必须废“书简之文”而“以法为教”，废先王之语而“以吏为师”，并把儒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视作为害国家的五大蠹虫，要求以“行诛无赦”的原则加以铲除。韩非子指责儒类与侠客：“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韩非子·五蠹》）始皇帝为谋求思想文化统一而“焚书坑儒”，执行者是李斯，而思想奠基者则是荀子和韩非。荀师关于清理学术门户的主张，对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样影响极大。“作书美荀卿”的汉代董仲舒，进一步发挥了荀子的大一统思想，特别强调思想一统。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汉书·董仲舒传》）
3.一统保障，制度一统，王者之制天下大隆
制度一统，是荀学大一统思想的保障。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程度不同地进行了变法革新，废除了传统的分封制和井田制，建立了郡县制和赋税制，但由于受政治传统、文化风尚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各国建立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以及社会制度典章千差万别。针对这种“诸侯异政”、各自为是的局面，荀子提出“一制度”的要求。他所推崇的用以齐一天下的制度名为“王制”：“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职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正论》）就是说，作为社会规制的基本范式，“王制”是制度一统的最高标准，因而也是判断是非的界线以及设立各种官职和名物典章的基本依据。纵观荀子的学术批评与凝练，总是从有利于施行王道政治出发，围绕建构具有家国天下意蕴的规范治理结构而展开，其目的很明确：为即将形成的大一统国家超前进行制度设计。由此出发，诸子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构想，只要不符合“王制”，不纳入大一统的制度设计，理所当然地被贬斥为姑妄之言。在《王制》一文中，荀子对王者治下的社会礼仪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官僚制度等都有具体的论述。基于并合乎礼义原则的统一制度，自然应当一体遵守：“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王霸》）
4.一统机制，中央集权，隆一而治权出于一
中央集权，是荀学大一统思想得以践行的机制。怎样才能结束分裂割据、臣服诸侯而实现政权统一呢？荀子主张，为了防止权力分散，必须在政治上由君主进行集权，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他指出：“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致士》）只有消除“二隆争重”的内耗政治格局，才能实现天下和谐有序，社会繁荣稳定。在中央集权问题上，荀子的观点非常鲜明——权力必须出于一：“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议兵》）理想中的圣王，成为荀子有效地进行中央集权的理想载体。他认为：“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王制》）深深打上荀学烙印的《吕氏春秋》言：“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韩非子承继了老师的衣钵，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韩非不仅要求君主要集权于一人，“独制四海之内”（《韩非子·有度》），而且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荀子师徒勾画的，是清晰的建立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基础上的大一统蓝图。沿着荀子以皇权为核心的君主制度理路，董仲舒引申出君权天授论。他从分析“王”字入手，赋予皇权以神圣性：“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或许，董氏的说法反映了字圣仓颉初造“王”字的历史本心，但其真正用意是为了美化皇权，而不是进行文字训诂。无独有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从动荡不安的意大利现实乱局和经验教训中开出治世良方：“只有君主运用他强大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动用一切公开的或隐蔽的手段，方能拯救意大利于水火之中。”[6](P124)在强调中央集权方面，马基雅维利与荀子的政治思想可谓异曲而同工。
那么，荀学中特质如此鲜明的大一统思想如何践行呢？荀子列举了走向大一统的三种途程：“凡兼人者有三术：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议兵》）在荀子看来，恃强凌人者必弱，恃富骄人者必贫，统一天下的关键，不是攻城略地，而是争取人心。王者靠什么争取人心呢？当然靠道义！只有以德待人，才能最终王天下。因此，在详细分析了各种途径的特点及效果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德兼人”：“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辟门除涂以迎吾人；因其民，袭其处，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顺比；是故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俞强。是以德兼人者也。”（《议兵》）荀子认为，礼义道德犹如化成天下之春雨，实乃人心所欲，天下所归，唯有以德兼人，才可从民所欲，顺民之心，“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议兵》）。
四、走向大一统的理论先导：荀子大一统思想述评
综合诸子百家、异于诸子百家又高于诸子百家的荀学，是大一统之学，因而事实上成为秦朝大一统的理论先导，秦汉以降的统治者正是从荀子及其后学中找到了大一统的理论基础。从大一统的历史长河看，荀学有功于秦汉，有功于历代大一统王朝。
1.荀学包容，秦制开明，荀学秦制相得益彰
地处西陲的秦国，被称为化外之邦，起点落后于其他所有侯国。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经过秦孝公、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四代的励精图治，国家机器高效运转，政治开明，经济发展，军事实力雄厚，在列国中脱颖而出，成为公认的强秦，迅速积累起完成一统天下的各方面条件。秦国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将全国设为31个县，置县令和县丞。并吞他国之地，一并设为郡县，不再立封国。基于郡县制的中央集权使得政令畅通无阻，上通下达。从开明的秦制中，我们分明看到了未来帝国的影子。
公元前266年，包容的荀学与开明的秦制实现对接。是年，应秦昭王聘，荀子西游入秦。“君臣固守以窥周室”的强盛秦国，深得荀子称道，给荀子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全国统一趋势已渐明朗的情况下，荀子对生机勃勃的秦国赞赏有加，曾断言统一中国的将是秦国。荀子与秦相国范睢的对话，主要记载于《强国》篇中，当是入秦之后所见所闻的真实写照。当范雎问荀子“入秦何见”时，荀子首先指出秦国的“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等实属“形胜”的有利自然条件，然后高度评价秦国“百姓朴”、“百吏肃然”、士大夫“无有私事”、朝廷“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而近“治之至也”的政治生态。自秦孝公以来历经四代君、臣、民上下携手取得的战果，荀子认为绝非偶然：“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强国》）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赞美这个大一统的急先锋：“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强国》）
战国末期政治发展的核心线索，是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转变。领先于其他诸侯国的秦制，成为荀子设计理想治道的重要参照。荀子从这个势不可挡的大潮中找到了大一统的突破口，认识到未来一统天下的制度范式是以郡县制为基础的秦制，而不是周制。荀子据此建构的王霸兼采的理论体系，事实上成为周代八百年封建制思想的终结者。既坐而论道又紧接地气、俯仰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荀子，密切关注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洋溢着事功精神。于是，在当时大多数侯国莫不以秦为戎狄、视秦人为蛮人的情况下，具有厚重务实精神的荀学与秦制，实现了无缝对接，相得益彰，事实上结束了天下卑秦的历史。荀学与秦制的完美结合，使荀学与秦人共同负载起历史赋予的大一统担当。
2.韩非李斯，师承荀子，鼎助始皇终成一统
当年，在东方诸国贵族陶醉于封地之广时，秦穆公便翘首东望。战国末期，天将降大任于秦人，荀学通过弟子影响、助力秦王完成一统天下的机缘终于到来。
荀学中关于大一统思想的核心内容被弟子韩非、李斯所继承，并在秦国付诸实践。韩非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有机结合并加以丰富和发展，提出“以法为主”的思想，形成了一整套服务于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理论。曾是无名小吏的李斯，彻悟仓鼠、厕鼠的区别无非在于平台，故断然辞职转而拜荀子学习“帝王权术”，深得真传。作为秦王嬴政的得力助手，韩非系统化的法家理论和李斯从荀师那里学来的“帝王之术”，成为秦国横扫六合、席卷天下的法器，为天下归于一提供了极大的智慧支持。尤其是韩非子，其导源于荀学而建构的理论学说，深刻影响了秦王嬴政，后来都被秦始皇一一接受，成为统一中国的理论基础。而肇始自秦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两千多年根深蒂固，虽历经改朝换代而不改其辙。经由大刀阔斧的改制，秦帝国建立了完整的政治文明体系，列国纷争之局变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中华帝国并传承至今，生民于今受其赐。自此，华夏大地氤氲出统一的文明核心和建立在大一统基础上的厚重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之后，虽历经战乱无数，却再也没有长期分裂的局面。可以说，没有荀学，没有秦帝国的统一伟业和文明拓展雄心，就没有大一统的华夏之邦，悠悠数千年的华夏文明长河极有可能在春秋战国时期断流。
3.统一大义，集权小疵，荀学道统功在一统
许慎对战国时代各国并立、文化各异的文明怪胎痛彻心扉，其描述可谓感同身受：“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序》）从战火离乱中淬炼出来的大一统荀学，很快不胫而走，“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史记·吕不韦列传》）。荀学的精要被后世赞颂为：“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尧问》）荀子从服务于天下一统的政治大势出发建构的大一统荀学，经过韩非的承继和发扬光大、李斯和张仓等的实践，大一统思想已经潜移默化到国人的内心深处。受荀学影响的司马迁，所著《史记》主要是记述帝王大一统事业的史迹，全书的框架设计可谓匠心独具：以本纪为总纲，历览自黄帝起三千多年的帝王一统大业；以世家和列传为目次，陈述将相巨子辅助帝王的功业。天子一统、群臣居下位的设计，彰显了群臣如众星拱月般托起九五之尊帝王的大一统意蕴。始自黄帝的所有有功于大一统的历史人物，太史公皆给予了足够的位置和褒扬。由此出发，对大一统荀学和秦国兼并六国建立霸业的历史贡献，太史公高度肯定。为了表明深厚的夷夏一统情怀，太史公专设六篇少数民族的史传，还有根有据地追溯这些少数民族的先祖与华夏文明始祖之间千丝万缕的早期联系，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史记·吴太伯世家》）。太史公让四夷入史，可谓煞费苦心，用意昭然：中原周边少数民族都是黄帝子孙，与汉人同宗同祖，夷夏古来一家。深受荀学影响的董仲舒，甚至语言风格也刻意模仿荀子行文。有学者指出：“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形成后的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同国家统一一直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有着本质的必然的关系。”[7]如今，中国一统，已经是中华民族牢不可破的共识。
致力于统一大义的荀学，必然同时带有集权小疵。荀子说：“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不苟》）尽管荀子有君逸臣劳、限制君权的理念，但如此海内之众像一个人一样地供人君使唤的大一统治道，在实际操作中极易异变为专制集权。所以，荀学在客观上为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客观上成为君主专制的帮凶；荀子也事实上成为专制理论的祖师和两千多年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真正教父。也许，这正是韩愈说荀子“大醇而小疵”（韩愈《读荀》）的理由。“大醇”者，大一统也，此乃天下之大义也；“小疵”者，集天下权也，美玉之瑕也。后来，谭嗣同、梁启超、郭沫若等学者，也将荀子视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真正代表和罪魁祸首，把两千年的封建政治文化统统归罪于荀学。必须说明，大多数批判者针对的是荀学“小疵”，而非整个荀学大一统的微言大义。
4.百代政法，名儒实荀，荀学道统归根复命
荀学中关于大一统的思想遗产，长期被奉为治国理政的圭臬，成为汉代乃至其后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统治者长期采用的治道模式。荀子及其弟子规划的秦制，被历代王朝所沿袭，只不过是形儒实荀，或者说举儒旗行荀学而已。汉初，陆贾《新语》的核心思想就源于《荀子》，王利器有言：“陆贾之学，盖出于荀子。”[8](P7-8)王霸不二道，汉宣帝所说的立国原则——“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汉书·元帝纪》），无意间透露了中国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的荀学要旨。难怪校阅群书的刘向在《孙卿新书叙录》中，毫不掩饰对荀子的推崇，称“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惟其如此，也才有谭嗣同“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9](P335)的仰天长叹。甲午败北后，悲愤到极点的谭嗣同站在批判立场的评点，言辞虽有偏激，但观点却颇有见地，实际上是对荀子治道思想历史地位的准确界定，也揭示出中国封建政治的秘藏。在经学意义上，梁启超惊叹：“二千年间，宗派属变，壹皆盘旋荀子肘下。”[10](P3099)“百代都行秦政法”，是毛泽东穿透历史风云后的智慧点评。
“最为老师”、“三为祭酒”的荀子，几乎把诸子百家之学都融会贯通了，先秦诸子没有一家不曾经过他的批判，而任何一家的精华皆成为荀学大厦的素材。正因如此，作为荀子石破天惊的学术建构，荀学两千多年来独领风骚。荀子之学，既是百家的总结，又意味着百家的终结，是真正服务于大一统的内圣外王学说。经过荀子及其弟子的共同努力，大一统理想终于成为普遍认同的政治目标。荀子的大一统思想，最终由其弟子鼎助秦王嬴政变成了现实。始皇帝“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秦始皇本纪》），建树盖世之功。从秦始皇开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自成一说的荀学指导下，秦朝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集权的帝国，家国天下意识像芯片一样置入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此后，虽历经分分合合，但天下一统终究是文明长河的主旋律，由此使得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焕发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公元前238年，大成宗师荀卿猝然长逝，葬于兰陵。位于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东南一公里处那座黄土堆积的坟茔里，安卧着春秋战国时期的集大成式思想家——荀子。是真金就能经得起时间的熔冶，尽管有些许瑕疵，但瑕不掩瑜的荀学终究要归根复命。作为集合诸子百家之大成的一代思想宗师，虽然因非儒被儒者视为异端，口诛笔伐了两千多年，一度成了天下士林的孤家寡人，但实际上，荀子开创的“内圣外王之道”，一直是中华文明长河中弥足珍贵的人文思想财富。继章太炎撰写《尊荀》等文，公开举起尊荀的旗帜后，新中国的思想文化运动又将荀学推向一个新的认知高度，开启了荀学研究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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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