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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学的千年深耕与马学的百年传播三、墨学的千年深耕
发表时间:【2020/3/8 17:13:10】 浏览次数:398次
墨学的千年深耕与马学的百年传播
——以中马会通为中心的考察
刘长明,沈大光

(山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三、墨学的千年深耕
秦汉以后,由于墨家的平等思想引致儒者和统治者的上下其手,自身的过于艰苦而难行,言盈天下、技压群芳、荣显二

百年的墨学一度中绝,此后,这个被儒者斥之为“无父”之“禽兽”的异端学说,成为一言堂的牺牲品,两千年蒙尘。

诚如孙诒让所云:“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竟绝。”[   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07页。]肇始自孙诒让的“中绝”论,为学界普遍接受。然而,墨学式微,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只是

表面现象。虽然形势险恶,墨家作为一个独占鳌头的具有师承传统的学派销声匿迹,但墨家思想并未中绝,而是变换了

方式,由显入隐,成为汹涌澎湃的文化“地下河”。曾经持续二百年的疾风骤雨,变成大象无形般的氤氲化生,恰似浸

润大地而不言的细雨霏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棒,并没有给墨学致命一击,因为墨学本来走的就不是上层路

线,而是平民小道。因此,无论是先秦《庄子·天下》的“百家之学”,《荀子·非十二子》的“十二子”,《韩非子·显

学》的儒墨,还是秦汉及其以后的《吕氏春秋·不二篇》的“天下十豪”,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的阴阳、儒、墨、名、

法、道等“六家”,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十家”,刘勰《文心雕龙》之诸子,墨学皆占有一席之地。但潜隐后

的墨学,不再是在与儒者的辩难中彰显自身,而是像择机而发的潜龙一样,潜隐民间独立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役

夫之道”和民间“战斗的传教士”(冯友兰语)。可见,所谓墨学遭遇灭门之灾的说法,不过是以讹传讹的不实之词。


墨家“十论”,皆为现实之需,所以,两千年来,我国社会政治制度上的尚贤认知,社会控制上的尚同要求,处理国

际关系上的非攻怀柔政策,百姓日用而不离的节用、节葬、非乐和非命民风,信仰上的天志、明鬼传统,皆以文化潜

流的方式产生无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作为社会治理的墨学,还是作为科学的墨学,抑或作为宗教的墨学,甚至作为

游侠真经和农民起义纲领的墨学,都在于无声处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走向,并内化为国人习以为常的价值取向,以

致思想史家蔡尚思在比较百家后评说道:“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价值最高的是墨家而不是儒、道、名、法、佛等家。”

[   蔡尚思:《墨子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文史哲》,1991年第5期。]墨流千年,润泽大地。墨家作为一个独立

建制的学派固然消失了,但墨家文化两千年来一直陪伴着国人一路前行。惟其如此,墨学在潜流文化深层两千年后,

在19世纪西学东渐的风气下,才能再次由隐而显,复归地上,研墨、谈墨成为一时之风尚,以致梁启超有“今欲救亡,

厥惟学墨”的振臂一呼。
毫不夸张地说,秦汉以降,墨学虽失去显学之名,却拥有显学之实。只要根据墨学发展中的蛛丝马迹抽丝剥茧,就不难

解开谜团,洞察潜流踪迹。
1.平等思想,由显入隐,潜流民间两千年
墨家要义在于兼爱,而无差等之爱及由此延伸的尚贤、选贤等思想,内涵打破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制度的意蕴。墨子反

对服务于等级制度的儒家天命观,认为“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非命下》),指斥儒家所言

的“天命”实为“天下之大害也”(《非命上》)。立场如此鲜明的平等主张,既不符合专制统治者的需要,也与儒者

的“仁者爱人”相左——儒者之爱,其对象不外乎上流社会,至于草民,并没有爱与被爱的资质。在阶级社会中,墨子

“兼相爱,交相利”等平等思想,虽属空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宗法等级制度,动摇了儒家的“爱有差等”原则。

因此,墨者兼爱及由此衍生的平等思想,自然会招致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统治者和以正统自居的儒者的反对。尤其是墨家“君、臣、萌(民),通约也”(《经上》)的见解及“选天子”主张,极大地威胁了专制统治,统治者断不能容忍,

视其为大逆不道。因此,历代统治者心照不宣却行动一致地屏蔽墨学,阻断了墨学亨通于官方的通道。
墨学的官方通道被阻隔的同时,本来就是为平民代言的墨学在民间却潜流不息,润泽民间两千年而不衰。墨学独有的平

等思想,譬如人人必须劳动的平等劳动观,有财相分的共享观,充分考虑后代需求的代际平等观,虽然不为统治阶级所

待见,在民间和宗教文化中却有复兴的潜流和冲动。民间文化的许多形式,都成了墨学的附体。在撷取百家精华的杂家

典籍《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墨学占有相当重要的份额。在《吕氏春秋》中,墨学的比重仅次于老庄而远大于各

家,其中的《贵公》《去私》《当染》《知士》《下贤》《审察》《节丧》《安死》等篇章,与墨家思想有异曲同工之

妙。汉武帝时成书的《淮南子》,秉承了《吕氏春秋》的要义,逆“独尊”、“罢黜”之势而上,甚至许多说法直接采

自墨家。后世杂家虽变换了形式,但对墨学的推崇千年一贯。在墨学实现华丽转身的过程中,道教成了墨学传承的重要

载体。墨家“十论”,几乎都可以在《太平经》中有相应的投射。基于“天道助弱”的认知,《太平经》要求人与人之

间平等相待,互助互爱。再如墨家“意志之天”的“赏善罚暴”功能,在道教中转圜为阴阳失调、天地失和必然带来恶

果的告诫。在道教序列完整的神仙谱系中,墨子摇身一变为道家的地仙。墨学不但依附于道教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化,

而且墨家文本也巧妙地借助于道藏保留下来,只是在等待光耀世间的时机。明末清初,在对诸子百家进行详尽注释和重

新考证的热潮中,道家人在整理典籍《道藏》时,发现了保存基本完好的墨家经典。
20世纪初,墨学再热,其平等思想再度打动天下人心,学术界和社会上出现了人人争言墨、事事攀墨理的盛况。墨学再

显,由地下潜流复归地上奔流,傅山、孙诒让、梁启超等有筚路蓝缕、重新开掘之功。特别是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一

书,对墨学复流地上功莫大焉。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高度评价孙氏之书:“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

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版,第359-360页。]必须指出的是,墨学再放异彩,不是墨学的复活——因为生命力旺盛的墨学根本就没有死,而是变

换了形态,由“地下河”再变为“地上河”,由文化潜流再度成为文化显学。如此而已!
2.扶危济困,苦行救世,侠义薪火代代传
组织严密的墨家徒属,纪律严明,分工清晰,处在这个组织最高层级的墨子,俨然“是一个创教的教主”(胡适语)。

多达十条的“教义”,从不同侧面演绎了“以自苦为极”的大禹精神,客观上成为中国侠义文化的源头。史载:“墨子

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从一个侧面写照了墨家侠肝义胆的理想人格。千

百年来,墨家的扶危济困、苦行救世、言信行果、解黎民于倒悬的精神,一直是民间会社、绿林帮派、江湖豪侠除暴安

良的精神原动力。故一直以来,有侠出于墨之说。秦汉以后,一代代薪火相传的“游侠”、“任侠”等义士,以墨学为

范式,“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发扬自我牺牲精神,亏己利人,急公好义,心存墨仪而不自彰,开辟出墨学特有的

传承路径。太史公在《史记》中专列《游侠列传》,充分肯定侠士精神。在历代农民起义中,侠义思想甚至成为团结民

众的精神支柱。汉末黄巾起义的“五斗教”,就是巧妙利用贯穿了墨学要旨的《太平经》和道教作为号令天下的思想武

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的墨家侠义精神,成了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诗仙李白,直抒胸臆,大赞“银鞍白马度春风”的“五陵少年”。一部《水浒传》,实则是一曲“路见不

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洲”的豪侠高歌。及至近代,更有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

仑”的对刀而歌。颇有侠义精神的谭嗣同誓言:“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

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   《谭嗣同全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0页。]在救亡运动中,崇侠

之风盛行,并很快上升为整个民族的行动自觉。
必须说明的是,在严酷的围剿中,墨家的许多传人东渡日本,将后来名曰武士道精神的墨侠精神在日本发扬光大。日本

立国,始于徐福东渡。深得秦始皇信任的徐福,瞒天过海,将墨家许多传人混杂在童男女中一并东渡。徐福出海携带的

千童百工中的“百工”,大都是墨者的化身。正是这批既有侠义精神又极富实践能力的墨者,为日本带去了高度的精神

文明和物质文明。
3.俭节则倡,淫逸则亡,墨家节用塑绳墨
历代的节俭传统,被墨子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主张,其节俭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墨家的节

用思想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也有和谐发展与代际公平的考量。节用思想并非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墨子关于平

民理想国的总体设计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诸子虽然对墨家多有批评,但对其节用思想,大都持肯定和褒扬态度。荀子“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荀子·天

论》)的观点,就来自墨子。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

弗能废也。”宋濂直接将墨学归结为“强本节用之术”。《太平经》的许多思想与墨学同归,譬如其反对厚葬久丧的节

葬观:“生人,阳也。死人,阴也。事阴不得过阳”;“治丧,心至而已。”[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

局,1997年版,第49页。]其中的主旨,与墨学一脉。
墨家节用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勤俭思想的滥觞。汉初实行与民休息政策,轻徭薄赋,戒奢而从俭。此种政策,既归因

于黄老道学,更是对墨学的沿袭。考略汉文帝遗诏,更有墨家意蕴:免除繁文缛节,反对厚葬;勿因为自己的久丧而绝

百姓“鬼神之祭祀”。天子节俭若是,王侯将相自不待言。布衣卿相萧何、曹参、公孙弘节俭之道一以贯之。公孙弘的

举贤良对策及相应的八类治术之本,深得墨学尚贤要旨;其“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班固《汉书·公孙弘传》)

的陈词,直接用墨家语气。至于民间,墨家节用观更成为百姓日用之绳墨。
4.兴天下利,除天下害,兴利除害兼天下
墨家从不讳言功利,但墨学语境中的功利,与杨朱的“为我”泾渭分明,终极指归在普天同利——一种理想状态的功

利主义。这从墨子检验认识的“三表法”可见一斑:“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

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

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非命上》)“三表法”的核心,就是“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实际上是“三个有利于”

的墨学表达。在墨者看来,衡量道德生活和经济行为的准则,就是“天下之利”、“万民之利”,故“利人乎即为,

不利人乎即止”(《非乐上》)。墨子呼吁:“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灭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可

见,墨家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精神,是把国家和人民利益置于无可置疑的优先地位。
由于墨家具有兴利除害的兼天下之公义,统治者与儒者的上下其手只能式微墨家的组织形式,即使在官方,也不能彻

底阻隔墨学精神的大化流行通道。《汉书·艺文志》逆势而上,基本上肯定墨家;《隋书》85卷,多处褒扬“上述尧、

舜、夏禹之行”、“贵俭兼爱”、“推心兼爱”的墨子、墨家、墨学[   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版,第1005页。],将墨子作为“通灵入妙,殊才绝技”的代表[   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版,第1763页。];在魏征选编的《群书治要》中,墨家思想被作为理政范式;唐太宗用以训诫太子的《帝范》,数

度力倡节俭,与墨家节用说不二;《太平御览》直接将墨子神化。秦汉以降,墨学虽不再荣显于世却能流传百代,对

个中缘由,《四库总目》云:“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啬其身,而时时利济于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于九流,

而其书亦至今不泯耳。”墨家亏己而利他,多予而无取,自然成为历代具有家国情怀者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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