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四、墨家对马学的接引之功
20世纪初，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许多思潮随着被打开了的国门涌入中国。为了赢得话语权，各种思潮的传播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经过接纳、运用、失败、彷徨的无数次挫折后，其他粉墨登场的理论纷纷遭遇滑铁卢，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胜出——中华民族慧眼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何以如此？能够引领中华民族的理论必须具备两个特质：一是内置公天下的微言大义，二是能够与经墨学千年深耕的中华文化沃土实现对接。无疑，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既蕴含公天下的微言大义，又合乎民族精神，能够扎根于经墨学深耕过的中华文化厚土中。如蔡尚思所言：“墨子较近于马克思，孔子较远于马克思。”[   蔡尚思：《蔡尚思自选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当然，在阶级社会中，离开经济基础及建立其上的上层建筑而抽象地谈兼爱，寄希望于统治阶级升级为“流淌道德血液”的贤人，注定是一种空想，但正是这种空想性质的平民社会主义，为接引马克思列宁主义氤氲了必要的文化基础，同时为中国的未来道路选择提供了适宜的路标参照。先秦时期荣显二百年的中国特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两千年来一直萦绕在国人的心头，从未远去。
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的文化土壤不可或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墨学可谓功莫大焉。如上述，两千年来，墨学并未中绝，而是经由两条通道化成中华民族：潜流民间的墨学，作为汹涌澎湃的“地下河”，是塑造国民性格的主流文化；在官方，墨学一直是具有家国情怀的从政者的圭臬。对墨学，官民同有“心向往之”的情愫。因此，在“五四”以来所谓的“全盘性反传统”运动中，矛头直指孔家店，墨家非但不在反对之列，其中的科学内容和民主辉光反而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墨家“十论”，绝不是口头上标榜仁义实为稻梁谋的肤浅设计，而是兼爱交利天下的高远筹划。因此，把墨学和社会主义进行对比、攀附，已成了学界共识。从学术流变中，学界精英习惯于将墨学中的兼爱天下、艰苦奋斗、亏己利人精神作为重要的本土思想资源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接。无论是改良派、革命派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大都认识到墨学与社会主义的契合，因而一致将墨学奉为救亡之学，个别人还提出了西学墨源说。1877～1879年，严复在留学英国的三年间，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英国贫富两级分化的惨状，感慨地指出：“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夫贫富不均如此，是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国相若，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矣。”[   王栻：《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页。]严复进而把墨家与社会主义学说等同起来，认为“墨道，则所谓社会主义”[   王栻：《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26页。]。面对在西学面前不堪一击的儒学，在举国欢迎新知、去儒而归墨的同时，“幼而好墨”、有“墨学狂”之称的梁启超仰天长叹：“假使今日中国有墨子，则中国可救。”1903年夏秋之间，正在加拿大、美国考察的梁启超震惊于两国两极分化的怪诞现实，在与当地社会主义者充分交流后，发现了墨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质性和兼容性，把墨子比作“大马克思”，曾有“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的感慨，盛赞道：“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是令人起敬者。墨子所谓强聆不舍，庶乎近之矣。”[   《梁启超全集》（第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9页。]梁启超指出：“要而论之，墨子之政术，非国家主义，而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也……举国界家界尽破之，而一归于大同，是墨子根本之理想也。”[   《梁启超全集》（第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8页。]梁启超注意到墨学与社会主义学说的惊人相似之处，指出：“墨子以为凡奢侈的人，便是侵害别人的生存权，所以加他个罪名，说是‘暴夺人衣食之财’。近代马克思一派说，资本家的享用，都是从掠夺而来。这种立论根据，和两千年前的墨子正同。”[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页。]《民报》创刊号直接将墨子与黄帝、卢梭、华盛顿并称为“世界第一平等、博爱主义大家”。顺应尊墨抑儒、墨学收复失地的大潮，人们终于轻轻拂去蒙在墨家身上的污垢，“墨子是中国的脊梁”（鲁迅语）、“墨翟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人物”（胡适语）等评语，可谓名至实归。毛泽东更是将这位“平民圣人”赞为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并称的“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在墨学成功接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墨学自身也实现了真正的复兴，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领下升华自身。
1.墨家大义，觉悟精英，汇流马列为黔首
深深融入民族性格中的墨家精神，也极大地影响了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者。墨家自苦为极、损己利人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精神，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投身革命、救民水火的巨大动力。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肖楚女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大都是经由墨学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陈独秀对墨子情有独钟，表现出对墨学的无限推崇：“墨氏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奈均为孔孟所不容。”[   《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页。]
深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青年毛泽东，曾以墨子为榜样，在墨子的兼爱理论中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延安时期，根据地发动的大生产运动，与墨子“赖其力则生”的劳动观不谋而合。毛泽东一生的建党、建军、建国等“三建”理论与实践，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墨学影响。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要求，也有纪律严明的墨家军的影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不少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明显带有墨学的痕迹。影响深远的“五七指示”，与墨家教育思想不乏契合之处。建国后毛泽东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艰苦朴素等作风，某种程度上想必也受到墨学的启迪。
毛泽东的挚友蔡和森、邓中夏、肖楚女均信仰墨学，以墨子为先驱和榜样，经由墨学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确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学墨信墨的蔡和森，立志效法墨翟的献身精神，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决心投身到列宁所开创的革命大业中。为此，他致信毛泽东：“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   《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墨家的苦行救世精神贯穿于蔡和森的革命生涯。早期共产主义者萧楚女，高度评价传统墨学的献身精神，指出：“裂裳裹足，以急宋难；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无非是由于他时时刻刻只记得他人，不记得自己而已！”他奋臂疾呼：“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墨翟，不需要陶潜、李白。”[   《萧楚女文存》，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2页。]早年习墨的陈伯达，将墨家定位为现代社会主义的思想先驱，其所著《墨子新论》第一章的标题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战国时代‘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
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墨学方面，任继愈先生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真诚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后，任继愈先生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墨学。1956年，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的任先生出版了第一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墨子的专著，开启了以唯物史观透析墨学之先河，成为墨学归真与复兴的里程碑式大家。当下，回归传统浪潮泥沙俱下，社会儒学、政治儒学、学术儒学、心性儒学、生活儒学等等形形色色的儒类，复古而近妖。在以儒者视角言说墨学的流弊再度发酵的情势下，任继愈先生的研究成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学术坐标。
2.平等思想，润物无声，接引马列成大道
兼以易别、兼以纠偏的墨学，内涵着天然的平等思想。虽然墨家实现平等的路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兼爱，但事实上，这种温和的兼爱平等观仍然是接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主张平等的墨学与专制政体势同水火，却与社会主义思潮大道归一。墨家经济上“有财者勉以分人”（《尚贤下》）的共同富裕诉求，政治上“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尚贤上》）的尚贤主张，“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尚贤下》）的和谐社会构想，非常接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未来社会思想。在各种思潮争奇斗艳的清末，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尽管不占上风，但社会主义与生俱来的独有平等魅力赢得了一些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青睐。而一切契合平等诉求的中华传统文化，必溯源到墨学中。所以，维新派人物唐才常认为：“欲救今日士农工商各怀私心之病，则必治之以墨学。”[   《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页。]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的黄遵宪，曾自信满满地推出研究结论：“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至于今日。而地球万国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   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页。]面对墨学以汹涌澎湃之势复流地上的时代大潮，官方再也不能充耳不闻，不得不声言，墨家“言之有物，文成一家。要其旨归大抵不离乎兼爱者，……然则由今以思，兼爱宗旨，何可厚非。……孰知兼爱说不行于中，已行于西久矣。……是不可不昭雪之。”（《昭墨篇·皇朝经世文续编》）五四时期“只手打到孔家店”的吴虞，认为“墨子的学说，和儒家根本绝对的不能相容”，而与“列宁的劳农主义”等同[   《吴虞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0页。]。鉴于墨学“贵兼恶别”的平等观，朱楔说：“倘若我们要在中国的思想史上，找出一种很类似近世社会主义的思想，而发之远在二千年前的，那我们一定推举墨家的学说了。”[   朱楔：《墨学与社会主义》，《现代评论》，1926年第4卷第84期。]朱楔还认识到墨学平等思想与社会主义的诸多相类之处，如墨学的“赖其力则生”与社会主义的人人劳动相似，“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与财产公有同质，“兼以易别”同消灭阶级差别相通。
正因为墨学中平等思想的千年润泽，晚清时期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后，思想园地很快呈现出大同之花争奇斗艳的势头，并借以开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道。
3.侠义思想，锄强扶弱，耦合马列谋解放
晚清时期，靠儒术维系的超稳定社会土崩瓦解，社会加速碎片化。为有效应对时局，墨家的科学思维及“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献身精神，成为济时之需。特别是墨家为国为民的侠义思想，弥足珍贵。“士损己而益所为”（《经上》），谓之任侠。《经说上》进一步解释道：“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墨子贵义，故在墨家视野内，任侠又称为“义士”。《经说上》阐述道：“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经说上》）侠之大者，必能自苦为极，损己利人，必要时，可为国舍命。在列强环伺、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时代呼唤行侠仗义、惩恶扬善而全然不顾己之私利的侠义精神。于是，墨家精神成为鼓舞人们投身到改造世界洪流中去的精神动力，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内涵的对旧秩序的反抗精神和阶级斗争学说契合。列宁说：“阶级斗争，人民中的被剥削部分反对剥削部分的斗争，是政治变革的基础，并且最终决定一切政治变革的命运。”[   《列宁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页。]就这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引领下，墨家的侠义精神被合乎逻辑地导入人类解放的正道。中国共产党人，也顺理成章地升华为为民族求解放、为国家图富强的侠之尊者。
4.奉献精神，利害在公，谋利当谋天下利
墨家建构的，是一个兼爱交利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利人、利天下被置于无条件的优先地位，利己只是利他、利天下的必然结果——一个自然而然、绝非刻意追求的结果，这和工于算计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儒家哲学迥然不同。可见，墨家“交相利”的重点是利他人、利天下。为了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盖世之功，胸怀济世宏愿的墨者，为扶危济困、匡扶天下的正义事业而东奔西走，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如此境界高远的德行标准，常人虽难以企及，然“心向往之”。蔡尚思总结出墨学与社会主义相近点有八，而反宗法血缘关系的大公无私是其中最为闪光的亮点。墨子“言必三表”中的“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指的就是能否有利于天下民众。此点与只论亲疏而不管是非的孔儒划清了界限。两千年来，儒者都沿着“孟轲辟杨墨”的理路，企图以“禽兽之学”的铁判一劳永逸地打倒、剪除墨学。墨学为什么在两千年的学术恐怖中屹立不倒？试想，一种利害在公、为天下谋利的学说，能打得倒吗？！
谋利天下的墨学，犹如潜隐之龙身，在等待画龙点睛之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不负墨学的千年等待。中国共产党人，挥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如椽巨笔，盘活了潜流民间的文化潜龙。当然，被盘活了的墨学，也成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成长为参天大树的重要载体。在这个载体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魂与墨学代表的中国文化之体实现了水乳交融——墨家代表的下层平民，同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放对象，也是毛泽东强调的主要服务对象——工农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