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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云遮眼明月何时王安石“天命不足畏”与“人之性善”的悖论-焦子栋
发表时间:【2020/3/14 22:28:32】 浏览次数:1827次
浮云遮眼,明月何时
——王安石“天命不足畏”与“人之性善”的悖论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宋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并被列宁

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

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

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追赠太傅。绍圣元

年(1094年),获谥“文”,故后又称王文公。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在讨论宋神宗领导的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有一个说法就是用人不当。此说有其合理成分,但归根结底是在指导思

想上出了问题。按常理而论,秉持“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与主张“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

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的荀子应是天道观

上的同盟军与知音,荀子学说应该成为他变法图强的参稽之根基,可是他却对荀子“性恶”说大加鞭笞,写下《荀卿论》

《周公》等文,坚信性善,反对性恶,很明显的是尊孟抑荀。这与司马光的尊荀抑孟形成鲜明对比。虽然王安石在世时

与司马光形同水火,但王去世后,司马光却请求朝廷对王“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这从侧面反映了宋神宗所主变法

不能长久的深层文化原因。

司马光推崇礼治虽有保守之嫌,但其固本清源却是不可更易;王安石推行变法却坚信人之性善,这就从顶层设计上埋下

了先天不足,也就是低估了人们借善行恶的强大力量,虽然变法图强的出发点是好的,可一旦触及一些人的根本利益时,

那就会出现强烈反弹,也就是说“人之性善”在面对根本利益进行选择时,人们会采取各种办法来极力地保护自己已有的

既得利益,进而产生强大的反抗力量。这样又回到了荀子的“人之性恶,其善伪也”的理论假设上来。

王安石“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之初心不可能成为现实中人共同的“善端”,而把这个不确定的“善端”作为变法图强

的内在依据,这必然遭到失败。保守固本的司马光充分估量到了“人之性恶”的应对难度,变法创新的王安石却过分乐观

地认为“人之性善”,这是留给后人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其实与王安石同时代的郑獬已经给出比较客观的解释。那就是

孟、荀“二子法虽不同,亦必俱法其是者也。因迁就之,使合于一。又折之以孔子之言,庸非通乎?”

“天命不足畏”与“人之性善”的悖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似乎也能从王安石的某些诗文中得到一些臆猜。

《游褒禅山记》曰:“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

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意志力固然

重要,然能定而不能应(无有与志向匹配的能力,不能“善假于物”)那也是功亏一篑。

《登飞来峰》诗云:“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或许就是“人之性善”这片

浮云遮住了他的双眼。

《泊船瓜州》诗云:“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或许就是“人之性恶”的

明月之光还没照亮他前行的道路。



(兰陵后学焦子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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