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可理解的是“二千年来皆朱学”这一说法。它可以看成是“二千年学者皆荀子之学也”的一个转语，因为康有为直接说

过：“孔子之后孟、荀甚似朱、陆，荀似朱，孟似陆。”⑦其根本原因就是：“孟子高明，直指本心，是尊德性，陆、王近

之。荀子沈潜，是道问学，朱子近之。”⑧荀子与朱子都重视学，荀子传群经，与朱子注群经，功劳都很大。康有为

说：“然宋儒言变化气质之性，即荀子之说，何得暗用之而显辟之?盖孟子重于心，荀子重于学，孟子近陆，荀子近朱，

圣学原有此二派，不可偏废。而群经多传自荀子，其功尤大；亦犹群经皆注于朱子，立于学官也。”⑨他还从内学与外学

及其与弟子的关系，说明荀子与朱子的相似性。他说：“凡言内学者，其徒必聪明绝特，而后其学可传。言外学者，讲持

循践履，从笃实一边去，其徒虽非极聪明，亦足守其学。故孟子多言内学而少高弟，故无传人；荀子多言外学，故汉世

经生皆出其门。《吕览》言，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其学派之盛可想。宋儒朱、陆亦然，朱子多言外学，故后学极光大，

终宋之世，朱学一统。陆子卒后，其学渐微，职是故而。”⑩荀子与朱子都言外学，且后学众多。

可以说，“二千年皆为歆学”是指二千年之经学皆为歆学；“二千年学者皆荀子之学也”是指学术，但此学术非今日之客观学

术，而是可以变化气质的“道问学”之学术；“二千年来皆朱学”的说法是“荀学说”的一种变化形式。这三个结论都不是随便

一说，因为《礼运注》曾把三者放在一起来说：“始误于荀学之拘陋，中乱于刘歆之伪谬，末割于朱子之偏安，于是素王

之大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令二千年之中国，安于小康，不得蒙大同之泽，耗矣哀哉!……凡中国二千年儒先所言，自

荀卿、刘歆、朱子之说，所言不别其真伪、精粗、美恶，总总皆小康之道也。其故则以群经诸传所发明，皆三代之道，

亦不离乎小康故也。”(11)这里用大同、小康的二分法，把荀子、刘歆、朱子皆归于小康之道。这一总说与散见的各种分

说是什么关系呢?

这就需要考察《礼运注》的成稿时间。康有为自叙说，此书创作于光绪十年甲申(1884)。《康有为全集》的编者按语说

它显系“倒填年月”。汤志钧的《礼运注成书年代考》认为此书应该撰于1897年左右，自叙乃倒填年月，书内有受严复进

化论影响的迹象，断言其与《孔子改制考》的时期相同。朱维铮不同意汤志钧的观点，他说：“此叙紧接着荀卿、刘歆、

朱子并列，说他们‘所言不别其真伪精粗美恶，总总皆小康之道’，而在一八九八年初，康有为还认为董仲舒主要传的是

荀学，并认为荀学高于孟学。直至一九〇一年十二月撰《孟子微序》，他才改变意见，说荀况‘传小康、据乱之道，盖

得孔子之粗末者也’，因而以为荀学不及孟学……因此，《礼运注》的成稿时间，不可能较《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

《孟子微》更早。”(12)这些结论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