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约前77—前6年），原名更生，沛（今江苏沛县）人，楚元王刘交（《汉书•楚元王传》记其“少时尝与鲁穆生、

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曾孙。

刘交有子刘富（刘富之兄刘郢客是为第二代楚王——楚夷王，刘郢客亦曾师从浮丘伯（又名“鲍伯”）。《汉书•楚元王传》

记曰：“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于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

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封休侯。

汉景帝时刘郢客之子刘戊（第三代楚王）参与“七王之乱”（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叛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

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刘姓宗室诸侯王，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由于梁国的坚守和汉将周亚夫所率

汉军的进击，叛乱在三个月内被平定）。叛乱失败后，刘戊自杀。受此牵连，刘富被免去休侯封号。后来汉景帝闻听刘

富数次劝谏刘戊不要参与叛乱，便重新封刘富为“红侯”。红侯刘富生子刘辟强。

实行郡县制、分封制并存的政治制度是汉高祖刘邦的高明之处，因为当时有人认为秦朝的短命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实行郡

县制而没实行分封制。所以刘邦留下空间供后人选择，“七王之乱”的事实证明了实行分封制的危害，因为造反的都是刘

家子孙，这些人都是分封王侯的最先受益者。但是到了晋朝建立后，司马家族的许多子孙又被封王封侯，这些人坐大一

方后，又爆发了“八王之乱”，把中华民族几乎带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秦汉以后的事实证明，时代发展了，再搞与郡县

制相冲突的分封制是行不通的。唐朝“安史之乱”以后，许多地方军政长官（主要是节度使）拥兵一方，不听朝廷号令，

这就是著名的“藩镇割据”，这些节度使与汉初、晋初所封的诸侯王们相类。藩镇割据极大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所

以柳宗元写下著名的《封建论》借古之“分封制”来批判藩镇割据的危害。

《汉书•楚元王传》记曰：“辟强字少卿，亦好读《诗》能属文。武帝时，以宗室子随二千石论议，冠诸宗室。清静少欲，

常以书自娱，不肯仕。”汉昭帝时刘辟强曾对大将军霍光说：“将军不见诸吕之事乎？处伊尹，周公之位，摄政擅权，而

背宗室，不与共职，是以天下不信，卒至于灭亡。今将军当盛位，帝春秋富，宜纳宗室，又多与大臣共事，反诸吕道，

如是则可以免患。”霍光认为他讲的很好。这一记述说明刘辟强有先见之明，已经道出汉宣帝时期霍氏家族覆灭的原因所

在。

刘辟强有子刘德。《汉书•楚元王传》记曰：“德，字路叔，修黄、老术，有智略。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

里驹’。”刘德曾任宗正丞，青州刺史，与霍光一起拥立汉宣帝刘询，赐封关内侯，继封阳城侯。

刘辟强又有子刘向。元帝时，刘向出任宗正，因为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因反对弘恭、石显下狱，免为

庶人。成帝即位后，任光禄大夫，官至中垒校尉，并奉旨对“秘府”所藏古籍进行清点校正。所以世称刘中垒。

如前所述第一代楚王刘交与第二代楚王刘郢客都师从浮丘伯学习儒术，而浮丘伯为荀子亲传。所以刘交、刘郢客父子是为

荀子再传弟子，刘向是他们的后世子孙，刘向家学底蕴显然带有浓厚的荀学色彩。这无疑会影响到刘向、刘歆父子点校“秘

府”古籍的取舍编定。

刘向传承荀子“融汇百家、超越百家”治学思想，对《管子》《晏子》《荀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关尹子》《子

华子》以及《战国策》等著作进行系统整理，成为董仲舒以后，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

想营养以丰富儒学、发展儒学的重里程式人物。刘向编订《荀子》三十二篇，成为系统弘扬传播荀子思想文化的第一人。

刘向所定篇目有其内在关联。如把《成相》篇置于《仲尼》《儒效》之间的用意就是表明大儒们能够做到“在朝美政、在

野美俗”。把《乐论》篇置于《正论》《解蔽》之间的用意就是音乐必须为政治服务，只有正声雅乐才能为能为治国理政

输送正能量，是因为乐“入人也深，化人也速”；同时因为“乐和同”，这就要求执政者必须正确处理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

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确保长治久安；再就是“乐”与破解思维蔽障的关系，“乐”在更多时候需

要多元互动、融汇贯通，这正是人们获取灵感进入“能定能应大清明”境地的一个必由之路。

（兰陵后学焦子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