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出生在赵国都城邯郸，大约公元前311年。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7年颁发“胡服令”（《史记·赵世家》）。这年荀子大约四岁，荀子还是个娃娃。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从颁发胡服令到成功，前后持续十年之久。十年之中，聪明早慧，有“秀才”的荀子，进入“十五而有志于学”的年龄。

经过短短的十年，武灵王唤起国人的强国意志，赵国由一个夷蛮胡人与小小的中山国也敢屡屡进犯、欺凌的弱邦，崛起为唯一能够同秦国抗衡的强国。她灭中山，“攘地北至燕、代”。向西边林胡、楼烦用兵，到达云中、九原。（《史记·赵世家》）

荀子亲眼目睹和经历了赵国的这场撼动人心的巨大变革。在少年荀子的心灵里打下了难以忘怀的烙印，播下了赵文化的种子，倾注了赵文化的精髓。

（1）、赵武灵王鼓舞荀子少年立志

少年时代，是成长的年代，立志的年代。赵武灵王亲至胡人边境探讨赵国之所以经常挨打受欺的原因，决策“胡服骑射”改革，成为荀子人生的榜样，他十五岁立志于学，不惧千里行程，依然决然走进齐国稷下学宫。 他要为平息人世间战乱不止、民不聊生寻找出路。

（2）、赵武灵王给了荀子打破思维定势的思想方法

稷下学宫如同百花园，让荀子接触到众多不同的学派。当时最受欢迎的是墨家、法家、道家、纵横家、和杨朱学派。然而，荀子在百花园中并没有眼花缭乱，赵文化是他认知世界的根基。  

在荀子面前摆着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一是，诸侯分裂的乱世如何拯救；第二是，如何拯救已经衰微到无人问津的儒学。

这两个问题如何解决？赵文化精神给了他思考与解决问题的金钥匙。

赵武灵王打破思维定势，将对手的长项拿将过来，用以强盛自己，解决赵国危难。荀子也循此道，打破思维定势，把墨家、道家、法家、杨朱等学派的优长拿将过来，融进儒学，改变儒学脱离实际的弊端，开辟出儒学进入社会实践的新思维，建立起有别于孔孟的新的致治致善之道。

李学勤先生把赵文化的精神概括为“开放、进取、包容”六个字（赵聪慧主编《赵文化论丛·序》，河北人民出版社）。邯郸学者又补充“担当”二字。翻开荀子的著述《荀子》，三十二篇文章，篇篇渗透着赵文化精神。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品味赵文化精神是如何影响着荀子的思想和行为。

第一、赵文化的开放精神让荀子将儒学封闭的门户打开，创立开放的儒学。

赵武灵王说“变国不必法古”。如果把荀子的儒学与孔孟儒学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孔孟的儒学是封闭的保守的，而荀子的儒学则是开放的放眼世界的。

首先，荀子的儒学对内开放。孔子是儒学的缔造者。但荀子不学究式地对孔子的经典照本宣科，而是有继承有发展。他敢于突破孔子旧有的理念，创建自己的新理念。

孔孟教授学生的方法是“述而不作”。所以，孔子死后仅仅留下学生记录的《论语》，没有孔子的文章。荀子不但讲经典，还把自己对儒学对社会的新认知写成文章，让学生阅读，在社会上流传。孔孟有门户之见，他们的学生只能跟他学习，不能够背叛老师。而荀子没有门户之见，荀子是儒家，他的学生李斯和韩非都是法家。

孟子主张“人性善”，主张加强内心的修养，最后达到“内圣”的境界。而荀子则主张“人性恶”。荀子讲修身，用“化性起伪”，用礼义和法度约束自己，改恶从善，走向圣人境界。

其二，荀子的儒学向社会开放。荀子不把儒学关在书斋里，他让儒学走出书斋，走向社会。他研究现实，针对如何让分裂的中华走向一统，如何建构一个和谐的社会等现实问题，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提出了一系列的治世方略，对人生的行为坐标也提出了他的可行标准。他写的《礼论》、《王制》、《富国》、《王霸》、《强国》、《儒效》、《君道》、《臣道》等篇目，是他针对强国治世提出的政治主张。他写的《性恶》、《劝学》、《不苟》、《修身》、《荣辱》等篇目，是他对人性改恶从善提出的治学修身主张。他写的《天论》、《解蔽》、《非相》等篇目，则是针对世人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迷茫与无知开启的智慧之光。

其三，荀子的儒学还向其他学派开放。荀子与其他学派之间既是对手，又是朋友。汉代刘向说荀子曾经求师于虞卿（刘向《别录》），虞卿是个游说之士。现代学者研究，荀子的老师还可能是齐国的淳于髡（见蔡德贵著《试论荀子和淳于髡的师承关系》《齐鲁学刊》1985年01期），淳于髡是个“学无所主”的人。有人说荀子的老师应该是宋钘（郭志坤《荀学论稿》“荀子的师承关系”），宋钘属于宋尹学派。这些人是不是荀子的老师，没有定论，但至少这些人对荀子的思想影响很深。从荀子的这些老师，或是对荀子思想有较深影响的人，可以看出荀子对各个学派思想的开放态度。荀子探求学问，不拘一格，兴趣广泛，博采众长。

第二，赵文化的进取精神使得荀子具有积极的认知社会和人生的态度。

赵武灵王认为，“制国有常，利民为本”。 “礼者，所以便事也”，“事异而礼易”。在荀子的致治致善理论里，面对战国时代复杂难解的社会问题，没有丝毫的消极和遁世，有的是积极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策略。

在天与人的关系上，荀子不猥琐，不屈从，既讲知天又讲“用天”。主张“制天命而用之”，不做天的奴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掌握和使用天的规律为人服务，这是何等的气魄！

在对人的认识上，荀子既揭示了“人之性恶”，同时又提出“化性起伪”。他认为，虽然人的本性是恶的，但可以“化”。“化”是什么？“化”就是变化、提高、进取。荀子呼唤的是一个“化性”的进取世界，而不是一个“守善”的不思进取世界。他希望人通过学习，通过老师的教诲，礼法的约束，能够逐步地改变恶的本性，完善品德，人人都成为像大禹那样的圣贤。所以，他精心写下《劝学》，讲学习的重要，学习的方法，学习之终身性。

在对社会的认识上，荀子为了实现社会和谐，设计出“隆礼重法”的治世理论，这更是一种积极的进取国策。他希望通过“礼”的实施，建设差异和谐的社会结构，用“不平则平”的办法逐步的走向理想的社会“大同”。

第三，赵文化的包容精神使得荀子博采众长，海纳百川。

赵武灵王以其宏大的胆略，摈弃华夏民族妄自尊大的保守意识，将游牧文化与华夏文化优势融合，完成了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突显出赵文化的包容精神。荀子将这种精神融化到他的学术思想里。在百家争鸣的复杂环境中，独立思考，尖锐地批判百家学说之短，又虚心地汲取百家学说之长，灵活地将法家、道家、墨家、兵家、农家、名家思想融汇进自己的学说里。

对于天的认识上，儒家讲“天命”，墨家讲“天志”，老庄讲“自然”。荀子批判、选择、综合、吸收，提出了“天行有常”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天道观。

在治世理论上，荀子将原来儒家的礼义治国，和法家的依法治国，相互融合，优势互补，形成了礼法互补、王霸并用的治世理论。

在经济思想上，荀子将墨家“衣粗食恶”的单纯“节用”主张，和他的“以政裕民”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开源节流”的经济发展观。

第四，赵文化的担当精神，使得荀子勇敢的担当起拯救儒学于衰微、和探求改变五百年乱世的和谐太平之路。

赵武灵王因“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欲继襄主之迹”，“序往古之勋。”（《史记》《赵世家》）坚定进行“胡服骑射”改革。荀子深受鼓舞，十五岁徒步千里，走进齐国稷下学宫，研讨治世学问。终于成就了夙愿，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

总之，赵武灵王打破思维定势的思想方法、赵文化开放、进取、担当、包容的文化精神抚育了荀子。荀子是赵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株参天大树。把赵文化的精神融入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教育学、文化学的理论之中，形成一个集百家学说之大成的思想高峰，成为中国和世界思想库中的宝贵财富。可以说，没有赵文化就没有荀子儒学。

3、赵武灵王的人格精神为荀子做了榜样

荀子生活于赵国，让他很自然的形成赵人性格。荀子以赵武灵王为榜样，追求人生的崇高境界。他像赵武灵王一样目标远大，勇于担当，追求真理，百折不回， 

第一、目标远大

赵武灵王以建设强大的赵国为目标，荀子是以建树完美的人格为目标。他说“学者，故学为圣人也，非特学为无方之民也。”（《荀子·礼论》）

战国时代的游说之士比比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同，人生追求也不同。

当了官的士人，有的卑鄙污秽，有的恣肆放荡，有的贪财图利，有的触犯刑律，有的不讲礼义只热衷于权势。

没有当官的士人，没有才能标榜自己有才能，没有知识却吹嘘自己有知识，贪欲无度却佯装不贪欲，行伪阴险肮脏大言不惭地称自己很谨慎诚恳，自命不凡，趾高气扬。

那些俗儒、贱儒，道貌岸然，衣冠楚楚，没有廉耻而又贪图吃喝，还为自己辩解说：“君子固不用力。”

荀子也奔走游说，但游说的目的与他们不同。荀子不为个人谋取官职和财富，更不为游吃骗喝。荀子胸怀天下，一心推行他的治世主张，目的在于谋取华夏民族之和谐、统一。

荀子到过齐国、楚国、秦国、燕国，长平大战之后，在赵国最为困难的时候回到故乡。无论走到哪个国家，君王都非常尊重荀子，给他优厚待遇。但他不留恋丰厚的物质享受，他要寻找的是能够按照他的治世理论一统天下，让百姓安宁的圣主明君。

他对春申君听信谗言的回答是：“琁玉瑶珠，不知佩也。杂布与锦，不知异也。”“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维其同！”可看见荀子是一位非常看重人格尊严的儒家学者，荀子目标远大积极进取的人格精神是那些趋炎附势、奴颜媚骨、祈求寻到一官半职的庸俗儒者完全不可与之相比的。

第二、勇于担当

荀子像赵武灵王一样勇于担当。荀子所处时代的特征是纷乱与迷茫。列国争雄，战火纷飞，苍茫的华夏大地无一块平安乐土；异说四起，百家纷争，各色的华美言语令人迷茫无所适从。

荀子自幼学习的儒学在百家争鸣之中日趋衰落。黑暗中何处是方向，哪里有光明？荀子在黑暗中寻觅，在迷茫中睿智，冷静地分析诸子百家学问，坚定地做出选择：儒学所追求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①《礼记•礼运第九》）是天下人的共同向往，唯儒学能使中华长治久安，是可以追寻的方向。眼前儒学虽有缺陷，不像其它学派受追捧，但是，在诸子百家学问中唯儒学能指导华夏一统，唯儒学能治理大一统之后的国家，唯儒学能给中华带来光明。所以，荀子对儒学不是因其有缺陷而抛弃，而是完善和提升。

孔子去世近二百年，孟子也去世几十年，荀子勇敢担当起完善和提升儒学的重任，如女娲之炼石补天，似大禹之导洪入海，与百家论战，最终将儒学引入社会实践，让儒学从衰败之境崛起腾飞，为建设中华大一统之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中华文明最广泛的信仰构成。

第三、追求真理

大凡称之为思想家的人，其首要特征是揭示真理。荀子像赵武灵王一样追求真理。

荀子之一生都在研讨学问，从不人云亦云，更不看别人的脸色。他问天，问地，问人，问世，努力探寻人世间重大的未解之谜，在中国历史文化上开创了许多项第一。

荀子研究学问不拘泥于经典，他以现实为起点，又以实践检验论是非，“敢为异说”，不怕“离经叛道”。他点名批评墨翟、宋钘、慎到、田骈、子思、孟轲等比他年长又著名的学术权威。权威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撼动的。敢于批评权威者既需要自己的学问功底深厚，而且要有直面真理的勇气。

荀子最为大胆的是公然批评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人之性恶”，为人类开启了一扇洞悉人性之门。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摘引过黑格尔的一段话：“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尽管荀子的性恶论后来被扼杀，但是其思想光辉却永不泯灭。

荀子之“敢为异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理论创新。在荀子之后的两千多年，正是因为缺少像荀子一样“敢为异说”的思想家，为儒学的封闭保守所困，没有理论突破，所以中华大地才陷入封建专制朝代更迭之循环，不能前进。

第四、百折不回

荀子的学说几遭门人的激烈反对、君王的轻视冷漠、小人的谗言诽谤。他到处游说，到处碰壁，以至于晚年流落在兰陵民间，依靠教书维持生计。

然而曲折的命运并没有让荀子气馁丧志。他像赵武灵王一样坚持真理、锲而不舍、百折不回。

荀子说：“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荀子·劝学》）“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荀子·非十二子》

荀子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无论当权者称赞也好，鄙视也好；其他什么人诽谤也好，污蔑也好，他一概不看在眼里，更不放在心上。他不会因为身外的物质利益而改变志向。他心中唯一舍不下的是天下百姓和大道正理。尽管穷愁潦倒，却依然一如故我。在耄耋之年呕心沥血写下《成相》，用民间曲调唱出他的治世理想，在民间流传。《成相》从理论上看，是荀子对其治世主张的纲领性总结；从心态上看，是荀子离开人世之前的最后呐喊。

时势造英雄。在荀氏家族的血泪史、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赵文化精神的抚育之下，一代圣贤——荀子诞生了！亘古未有的文化巨人荀子，以独有异香的风姿挺立在中华历史文明的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