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左丘明与《左传》

    左丘明，春秋末期史学家。鲁国向邑(今兰陵县向城镇金楼村)人。双目失明，故后人亦称盲左。博学多闻，曾任鲁国太史。与孔子同时，孔子曾将左丘明视为知己,《论语•公冶长》曾记载说：“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著有《左传》（亦称《左氏春秋》、《春秋左传》、《春秋内传》、《春秋左氏经》、《春秋左氏长经》《左氏传》、《春秋左氏传》等）、《国语》（又称《春秋外传》）、《世本》等著作。《左传》所记载的历史年代大致与《春秋》相当，同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但《春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左传》的明确纪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7年），并在全书最后附上了一段鲁悼公四年（前453年）三家分晋的史实。《左传》最初是单行的，至西晋杜预，始将《左传》与《春秋》逐年合并（即“经传合一”），从此相沿不易。

成书于明嘉靖年间，清康熙、雍正年间重修的《山东通志》对左丘明墓的记载是：“峄县，周左丘明墓，在县东北七十里。”《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左丘明墓，在峄县东北七十里。”位于峄县县城（今枣庄市峄城区驻地）东北方向七十里的古代城邑即是建城于鲁桓公十六年(前696年)的鲁国向邑。成书于1916年的《临沂县志·古迹》记载：“向城东南十里左家官庄（今兰陵县向城镇金楼村），左墓在焉，今渐驰平。南百许步，石基铺墓道也。道（光）、咸（丰）间隧陷，入者见石门，篆书左丘明墓云。”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是《史记》问世以前我国最重要的史书。内容十分丰富，举凡天文、地理、氏族、制度、人物、军事、外交、经济、礼俗以及鬼神、灾祥、卜筮之事，无不记载，史料价值非常高。东汉学者桓谭《新论》评价说：“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之也。”魏晋时期的学者贺循评价说：“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清代中期的语言学家刘熙载评价说：“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

    《左传》全文共196000多字，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号称“大经”。《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并称“春秋三传”，但与后二者重在阐发义理不同，《左传》更重视对《春秋》史实的补充。这是《左传》列入儒家经典的根本原因所在。研读《左传》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必备的基础。

    二、曾子与《大学》《孝经》

    曾子（前505-前432年），曾氏，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人，祖籍鄫国（鄫国故城遗址在今兰陵县向城镇）。曾子十六岁拜孔子为师，勤奋好学，深得孔子真传。孔子临终时把孙子孔伋（子思）托付给曾参。他编《论语》、著《大学》、写《孝经》、撰《曾子十篇》，后世尊奉为“宗圣”，是配享孔庙的四配之一。曾子生前曾到兰陵县境讲学，今兰陵县磨山镇有元代管文通所建“曾子书院”遗址。

    《大学》是儒家经典之一，也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系统总结，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大学》提出了“三纲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强调治国平天下与个人道德修养的高度一致性。

    《孝经》以“孝”为中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肯定“孝”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 “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伦理、社会秩序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荀子与儒家文化继往开来

    荀子，名况，时人尊称荀卿（亦作孙卿、郇卿、荀卿子、孙卿子、郇卿子，兰陵方言尊为“舜子卿”　），战国时期赵人，生活年代大约在前335年至前230年之间，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幼年师从虞卿学习《春秋左氏传》，后游学燕国、楚国，赴稷下参与百家争鸣，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期间观政于秦，议兵于赵，后应楚相春申君黄歇之邀，于前255年至前238年之间两任兰陵（今兰陵县兰陵镇驻地）令，去官后在兰陵传经授徒，序列平生著述，终老兰陵，长眠兰陵，墓地在今兰陵镇南王庄村东。其弟子李斯、张苍等人为当世名相，浮丘伯、毛亨等人为传经大儒，韩非为先秦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其著作经汉代刘向等人整理，现存《荀子》三十二篇；其“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人性本恶、隆礼重法”等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继周公、孔子以后儒学发展史上又一位里程碑式的杰出人物。

    汉代大学者刘向评价荀子说：“兰陵多善为学，盖以荀卿也。”荀子上承西河之学，中接兰台之文，又接稷下之风，再开兰陵新序，把战国晚期的思想文化高地由稷下转移到了兰陵，兰陵之地因此成为当时学子非常景仰的地方。继而产生了前后长达500年之久的连绵不断的儒家经学大师梯队与人才群落，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独有的一种现象、一种效应。

两汉魏晋时期的经学代表人物如王臧、缪生、褚大、孟卿、孟喜、后苍、疏广、疏受、萧望之、匡衡、毋将隆、毋将永、段嘉、王良、缪袭、王朗、王肃等皆精研儒家经典，皆为一代名儒。

    兰陵家族文化群体因“兰陵多善为学”而形成。自儒术“独尊”之后，兰陵地区逐渐出现了一些专攻经学并因此而累世高官的家族。如孟卿、孟喜父子；疏广、疏受叔侄；萧氏家族、匡氏家族、缪氏家族、王氏家族等等。

因此，清代学者汪中评价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儒家“六艺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

    四、孟喜与《孟氏易传》

    孟喜，字长卿，西汉东海郡兰陵县(今兰陵县兰陵镇)人。孟喜的父亲孟卿，是汉初的经学大师，对《礼》《春秋》非常有研究，后来就把《礼》《春秋》传授给后苍、疏广等人。后世的《后氏礼》《疏氏春秋》，皆是由孟卿那里传承。孟卿认为《礼》内容很多，生活中不容易实施；《春秋》太繁杂，不容易记忆，于是就让孟喜跟从另一位经学大师田王孙学习《易》。田王孙的弟子有孟喜、梁丘贺和施雠，三人后来学成后各成一家学说。孟喜所传之《易》，后人称为《孟氏易》。孟喜把所学之《易》传授给焦延寿，焦延寿又传授给京房，京房又创造了“京氏之学”，与《孟氏易》又有所损益。今文易学就有了四家。此后，朝廷为这四大易学学派专门设立学校进行传授。

    孟喜年轻时，因举孝廉被选为皇家卫队羽林军的郎官，后来转任少府（掌管财政及皇家内务）下属的曲台署长，再任起草撰写朝廷公文的丞相掾，后因病免职。汉宣帝时，博士人选缺少，许多人推荐孟喜为博士，但因《孟氏易》不宗师道，多有创新，宣帝就没有启用他。但孟喜的两个弟子东海人白光、沛人翟牧，都成了博士。

    孟氏易学的主要学术贡献及特色是创建十二消息卦。十二消息卦是指一年有十二月，“消”指消减衰退，“息”指滋长繁衍。一年之中月有不同，阴阳寒热状态不尽相同，或阴消阳长，或阳长阴消。以此为座标，确立起每个月的气候与《易经》六十四卦卦相的对应关系。同时，以年、月、日的演进关系与每卦之中的六爻之变相对应。通过如此推定，《易》的内容就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的天文知识相贯通，建立起前人所没有阐发的“天人感应”的具体模型与理论体系，是《易》学研究史上的一大创新。目的就是通过气候的变化论证和推测人世的吉凶祸福。旧的《易》学中，六爻之变更多依靠的是主观人为，在《孟氏易》中，更多借助的是大自然的客观之变。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在《大衍历议·坤议》中说：“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孟氏易》用符号、卦象与数字来推测天、地、人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与变化，反映了当时天文、历法、乐律等方面的知识，被后人称为“象数之学”。

    据汉书记载，京房运用《孟氏易》根据物候天气变化推证人世吉凶祸福时，多有验符，官场上以石显为代表的一些心术不正之人对京房又恨又怕，千方百计诋毁他。后来，在京房出任魏郡太守后，石显等人给他罗织了“非谤政治，归恶天子”的罪名，弃市遇害。

    东汉时，虞光世传《孟氏易》，五传至三国虞翻，作《周易注》《易律历》《周易集林》、《周易日月变异》等书。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用《孟氏易》来推算黄道的度数，准确地预测到了黄道的角度，这是世界历史上人类第一次预测黄道。宋代，陈抟又把《孟氏易》引入道家，后来影响了朱熹创建的宋明理学的形成。

    《孟氏易》已失传。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爽《汉学堂丛书》、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有辑录。

    五、萧望之与民族平等思想形成

    萧望之(约前107-前47年)，字长倩，西汉东海郡兰陵县（今兰陵县兰陵镇）人。历任左冯翊、大鸿胪、御史大夫、太子太傅等职。萧望之家世以种田为业，从小刻苦好学，重点攻读《齐诗》《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京城长安的读书人都以他为学习榜样。

    后在别人的推荐下受到重臣霍光召见，进门时，门卫强制脱衣搜查。萧望之认为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对霍光说：“将军以功德辅幼主，将以流大化，致于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颈企踵，争愿自效，以辅高明。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这种傲视权贵的风骨，为霍光所不容。萧望之报国无门，便心安理得地去看守城门以为生计。曾受霍光搜身之辱而得官的王仲翁来劝他屈从 以求得官职，萧望之明确表示拒绝，并说“各从其志”。

    地节三年(前67年)，京师雹雨成灾。汉宣帝认为是天降怒于人，向群臣询问政治上的得失。因久闻萧望之的名声，派人问话，萧望之提出广选贤才参与国家大事，听其忠言，闭塞邪路，树立公道等主张。宣帝认为言之有理，就命他为谒者，专门在皇帝身边引见朝臣，传达使信。后升迁为丞相司直，辅佐丞相处理朝政。一年中三次升迁，食俸两千石。霍氏谋反被诛后，萧望之成为九卿之一，直至任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自汉武帝打败匈奴后，匈奴已不能再对汉朝构成威胁。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有诏书曰：“往者匈奴数为边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绥定匈奴。虚闾权渠单于……病死，右贤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虚闾权渠单于子为呼韩邪单于，击杀屠耆堂。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十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此时，朝廷议者多认为“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时任御史的萧望之，在这事关匈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却力排众议，宣称：春秋晋国士匄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前单于(指虚闾权渠)慕化乡(向)善称弟(悌)，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未终奉约，不幸为贼臣所杀，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汉朝)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见《汉书·萧望之传》）。汉宣帝对关于是乘匈奴“其坏乱举兵灭之”还是“救其灾患”的两种对立观点，反复权衡，采纳了萧望之建议，“竟遣兵护辅呼韩邪单于定其国”。 （见《汉书·萧望之传》）。

    萧望之不仅主张要对匈奴“救其灾患”，助之“定其国”，还主张要以平等相待。呼韩邪单于复国后，到汉廷来感谢，众公卿议其接待规格，认为“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 （见《汉书·萧望之传》）萧望之又一次力排众议，认为：各民族是汉朝之外的独立体，汉朝法度难以约束单于，所以就不能视他们为汉朝的臣属，自然也就不能以汉臣相待，应尊单于地位在汉朝的诸侯及诸王之上，即匈奴单于和汉朝皇帝地位平等。就是“外夷稽首称藩”、“称臣”，汉朝也应谦让而不应待之为汉臣。匈奴后嗣不来朝觐，也不能算叛臣。这样相处下去，汉朝的德与信必然影响天下人，那将是造福无穷的“万世之长策”。此即民族平等说的发端。

    汉宣帝又一次采纳萧望之的建议，下诏说：“盖闻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为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亲自入汉廷觐见汉宣帝。汉宣帝认为这是“自古未之有”的举国大事，在事前做了周密的接待准备。《汉书》记载说：“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穀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礼毕，使使者道单于先行，宿长平……”（见《汉书·匈奴传》）汉朝接待呼韩邪单于的礼仪超出单于的想象，尤其是承认他掌有印文为“匈奴单于玺”的黄金玺，“宣帝始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 （见《汉书·食货志》）。这就把汉族、匈奴族两个民族的平等关系制度化，促使汉匈两族关系的根本转变，由敌对而变为和平友好。

    甘露三年（前51年）汉宣帝诏集萧望之、刘向、韦玄成、施雠等著名儒学大师在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宣帝亲临裁定评判。即著名的“石渠阁会议”。“石渠阁会议”对于进一步加强思想统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年，因汉匈和好，汉宣帝回忆往昔辅佐有功之臣，乃令人画十一名功臣图像于麒麟阁以示纪念与褒扬，萧望之是十一功臣中唯一在世者。

    宣帝去世后，因宦官史高、弘恭、石显等人陷害，于悲愤中饮鸩自杀。元帝听说师傅自杀的消息，悲痛不已。以后每年都派使者到兰陵祭祀。

    六、匡衡与凿壁偷光

    匡衡，字稚圭，西汉东海郡承县人(今兰陵县鲁城镇匡王村)。从他的祖上到他的父亲世代务农。匡衡从小就非常爱好学习，勤学苦读的精神与劲头在当时数一数二，但因家中贫困，就雇给别人做工筹集读书资用。期间，为不误读书，就在自己住的屋子墙上凿了个小洞，把主人家的灯光引过来照亮书本。十数年后，匡衡学业大进，成为研究儒家经典《诗经》的权威。儒林中的人们评价说：“无说《诗》，匡鼎来；匡语《诗》，解人颐。” 这就是世代传颂的“凿壁偷光”的故事。

    匡衡赴长安参加射策甲科考试，因其对文不合命题本义，但为不埋没人才，朝廷就任命他担任太常掌故，后来准备让其调补平原文学。熟悉匡衡的许多学者上书朝廷说他精通儒家经典，当世无双，最好把他留在京师担任文学之官；如若朝廷不允许，想学习儒家经典的学子皆欲追随匡衡到平原去求教。

    汉宣帝下令让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府梁丘贺等人来考察匡衡的学识。匡衡畅论《诗经》大义概要，其对深美。萧望之向宣帝汇报说：匡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但因宣帝不甚用儒，仍旧让匡衡担任原来的官职。因为皇太子刘奭（即后来的汉元帝）是萧望之的学生，他听到了萧望之、梁丘贺与匡衡的对话后，非常佩服匡衡。

    汉元帝即位后，经宦官史高推荐，匡衡被升为博士、给事中。有一天发生了日蚀与地震，元帝就拿政治得失询问匡衡。匡衡在上疏中运用儒家的治国思想分析说，社会风气的好坏取决于官场风气的好坏，官场风气的好坏取决于朝廷上层的风气好坏。欲扭转不良的社会风气，就必须让朝廷上层以身作则发挥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公卿大夫彼此顺礼恭让，百姓就不去争夺；上层的人爱好仁慈乐于施舍，下层的人就不会凶暴残毒；上层的人宽让柔和，众人就会相互敬爱。匡衡的回答非常符合元帝的心愿，就升匡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匡衡在太子少傅任上，不仅多次上疏陈述有利于治国安邦的建议，朝廷如有政议，他都依据儒家经典给予回答，建言献策都符合法规礼义。元帝认为匡衡堪当大任，继续提拔他担任光禄勋、御史大夫，丞相。其后因为多占田产之事被人弹劾，皇帝得知后，不得不免去匡衡的丞相之职，但不许追究治罪。准其告老还乡。匡衡之子匡咸通晓儒经，做过多年九卿之位的官职。匡衡的其他后世子孙也出过不少的儒经博士，保持和继承了匡衡勤奋攻读的优良家风。

    七、王肃与《孔子家语》

    王肃，字子雍，著名经学家，袭封兰陵侯，约生于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其父王朗是三国名士，在会稽太守任上务在爱民、“育民省刑”，有政声。到曹丕时，历官至司空，封乐平乡侯。魏明帝时转司徒，进封兰陵侯。王肃生于王朗会稽太守任内，幼时随父辗转动迁，颇受熏染教诲。因其才学，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在朝廷掌管艺文图籍之事，他关心朝廷政事，屡上疏奏，多有建树。正始元年（240年），王肃一度出任广平太守，不久被召回京，先后任议郎、侍中，后升迁太常，掌管礼仪祭祀之事。当时魏政开始衰败，王肃倾向司马氏，司马氏掌权后，又把女儿嫁给司马昭，成为司马氏集团智囊团的领军人物。次年，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叛乱，司马师独纳王肃之策，讨平叛乱。王肃的官职也由此益加升迁，做到了中领军加散骑常侍，成了皇宫禁卫亲兵的首领，直至高贵乡公。去世后追赠为卫将军，谥景侯，为他送葬守丧的弟子数以百计。

    王肃一生仕宦，虽功绩显著，但其后世影响，却几乎全在其经学。他遍注儒家经典，多有创发，自成一家，称王肃学派。他综合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将二者融为一体，形成王氏经学。但他的经学与郑玄郑氏经学并立，使之成为继郑玄之后的又一位经学大师，并在与郑玄辩难中形成了《孔子家语》注。

    《孔子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言行的书，今本44篇。王肃在其注的《孔子家语·序》中说，他是从孔子二十二代孙孔猛那里得到的，因发现其内容与己所论“重规叠矩”，故为之注。王注本遂流行于世。

    王肃著述丰富，有《周易王氏注》2卷、《周易王氏音》1卷、《尚书王氏注》2卷、《毛诗王氏注》4卷、《毛诗义驳》1卷、《毛诗奏事》1卷、《毛诗问难》1卷、《礼记王氏注》2卷、《丧服经传王氏注》1卷、《王氏丧服要记》1卷、《春秋左传王氏注》1卷、《论语王氏义说》1卷、《孝经王氏解》1卷、《圣证论》1卷、《王子正论》1卷，计15种21卷。

    八、颜师古与《五经》校定

    颜师古（581-645年），字籀，祖籍琅琊临沂，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之孙，唐秦王府记事参军颜思鲁之子。贞观十九年(645年)，颜师古跟随唐太宗东巡，途中病逝，谥号为“戴”，归葬兰陵芦柞（今兰陵县芦柞镇驻地）。

    颜师古从小受到良好家学的熏陶，博览群书，尤其精于训诂之学，擅长撰写文章。隋文帝仁寿年间（601-604年），由尚书左丞李纲推荐，被任命为安养县的县尉。尚书左仆射杨素见颜师古年轻体弱，因而问他说:“安养是个难以治理的县，你如何能担当此任?”师古回答说: “杀鸡焉用宰牛刀。”杨素对他的回答感到惊奇。颜师古到任后果然以处事干练，把地方治理得很好而闻名。当时薛道衡是襄州总管，与其祖父颜之推是旧交，又喜欢颜师古的文才，有所著作，就让颜师古指出文章中的毛病，与他非常亲密。后来颜师古因事连坐被免官回到京城长安，十年之间未被起用，靠教授学生维持生计。

    李渊起兵反隋，颜师古到长春宫谒见，被授予朝散大夫之职。跟随平定京城，拜为敦煌公府文学，转起居舍人，再迁中书舍人，专掌机密。当时军国政务繁多，凡是诏令，都经颜亲手完成。他明于政务事理，所草拟的册奏工整美好，很多时人不能企及。

    唐王朝在政治版图上取得统一以后，深感思想文化正本清源的无比重要，思想文化正本清源的第一要务就是厘定中国传统典籍的权威与规范解读。有鉴于此，唐太宗就命令颜师古在秘书省考定儒家《五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部儒家经典）文字，纠正其在长期传播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讹谬。颜师古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对《五经》做了很多订正。《五经》定本撰成后，上奏皇上，太宗皇帝又召集群儒对颜师古所校《五经》进行详细的评议。当时诸儒对自己承袭的师说相习已久，都一起非议《五经》定本。颜师古总是根据晋朝到唐的各种古今版本，对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做了清楚明白的回答，广征博引，论据详明，都出乎大家意料之外，诸儒没有不叹服的。于是太宗令师古兼任通直郎、散骑常侍，把他考定的《五经》颁布于天下，令读书人学习。《五经》定本的刊行，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颜师古作为唐朝文化奠基人的卓越地位。

    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年)，颜师古被任命为秘书少监，专管校订古书的工作。所有大家疑惑不解的奇文难字，他都能一一辨析清楚，说明其深隐的本源。但因他在引导后进人才上被人们认为有门弟之见，引众人非议，因此，出京任郴州刺史。太宗皇帝非常赏识颜师古的才干，在颜师古未上任前对他说:“卿的学识，称得上是优良。但是尽孝当官，却不为舆论所赞许。现在让你担任郴州刺史，这是卿自己没有把握好自己的原因所致。朕念及卿从前受差遣、任用，不忍远弃，卿可要深刻地告诫、自勉啊！”于是颜师古继续担任秘书少监。

    颜师古屡被任用，屡遭谴责，心情非常沮丧。从此关起门来不与外界来往，杜绝宾客，戴着葛布头巾身穿粗布衣服在园林亭院里修心养性。不久又奉诏令与博士们撰定五礼。贞观十一年(637年)，五礼修成，颜师古被晋升为子爵。当时李承乾为皇太子，命颜师古注释班固的《汉书》。《汉书注》成书以后，太子奉表呈给太宗，太宗命令将颜师古所注之书收藏入秘阁。赏赐给颜师古帛物二百段、良马一匹。《汉书注》是颜师古晚年力作，在审定音读、诠释字义方面用功最多，成绩最大，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当时即有“杜征南（杜预）、颜秘书（颜师古）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之称誉。

    贞观十五年(641年)，太宗下诏，准备去泰山行封禅礼，主管的官员与公卿、诸儒博士等一起商定封禅仪式的具体步骤，当时的舆论对封禅竞相发表不同见解。颜师古上奏说: “臣撰定的《封禅仪注书》在贞观十一年(637年)春修成，当时诸儒参与评议，认为适中。”于是太宗诏令公卿审定颜师古新撰的封禅仪注可否，大家多依从颜师古的说法，然而泰山封禅礼最终没有成行。

    九、萧德言与《群书治要》

    萧德言（558-654年），字文行。南朝梁侍中、都官尚书萧介之孙，南朝陈吏部侍郎萧引之子，晚年定居沂州兰陵（今兰陵县兰陵镇）。

    受家族重视才学的影响，萧德言从小就广博涉猎，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对经史特别感兴趣，成年后就以渊博的经史知识名闻乡里。萧德言喜欢属文比赋，对《春秋左氏传》尤为精通。贞观年间，授著作郎，并兼任弘文馆学士。

    期间萧德言参与《群书治要》《括地志》等重要历史文化典籍的编写工作。《群书治要》所依据的书籍多为唐初善本，如东汉著名学者桓谭、仲长统等人的政论，赖此得以存梗概。所以，它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有利于儒学的传播与发展。

    到了晚年，萧德言更加勤勉、笃志于经学，从早到晚，废寝忘食，完全入了迷。每当打开《五经》阅读或讲授时，必先沐浴洁身，梳整衣冠，焚香端坐，他的妻子时不时的埋怨说：“整天如此，你不累吗？这么大的年纪了，何必这样自己折腾自己呢?”萧德言回答说：“经书是先圣流传下来的言教，面对先圣的言教就如同面对先圣一般，怎么可以惧怕劳累呢?”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知道了，非常赏识萧德言如此恭敬慎重的态度，认为他足以训导后学，为儒者之楷模，为士人之法则，便命萧德言以经书教诲开导晋王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并封他为武阳县侯。据《旧唐书·高宗纪》记载，萧德言传授晋王《孝经》后，太宗问晋王说：“此书中什么言语最为重要?”晋王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太宗听后非常高兴地说：“按此行事，足以侍奉父亲与兄长，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臣子了。”等晋王被立为太子后，萧德言兼任太子侍读。

    贞观二十三年(627年)，萧德言接连数次上表请求辞官还乡，太宗见他的确年事已高，又一心退隐，便应允了他。高宗继位后，因为师傅的缘故，加萧德言银青光禄大夫。

    永徽五年(654年)，萧德言以九十七岁高龄逝于家中，高宗得报后，万分悲痛，为之休朝一日，并再赠太常卿之爵，赐谥号为“博”。有文集30卷传世。

    十、管文通与“曾子书院”

    管文通，元代中后期沂州临沂凤仪村（今磨山镇华严寺村）人，生卒不详。出仕后，先任儒学副提举，期间，征得沂州地方长官同意，与十数同志捐资在家乡凤凰山前曾子讲学之处兴建书院，并立祠祭祀曾子，报请朝廷后，皇帝手书“曾子书院”匾额相赠。

    至正三年（1343年）到至正七年（1347年）之间任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县县尹（知县），任内行善政以大治，并修凤山书院及庐陵县学，隆师崇教一时传为美谈。庐陵原本就是儒学兴盛之地，为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南宋状元宰相文天祥的故乡，有“庐陵文章为江右之邹鲁”之誉。据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 成书的《庐陵县志》记载，管文通“临事敏断，人言物诱不能动，尤尽心儒学，士林翕然宗之。”为报感管文通惠政，庐陵人郭元辅买书籍若干，刊曾子所著书卷，送于曾子书院，供学子讲读。同为“江西文派”领袖人物的庐陵人刘诜还专门为此撰写了《曾子祠碑记》一文，以述当时之盛。

    明朝成化（1465-1487年）年间，移建郯城县城，原址仍保留曾子祠堂。万历四年（1576年）重修，改称“一贯书院”。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知县李湖拨款重建，在文庙前街建草房38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建为郯城县立高等小学堂。400多年间，为临（沂）郯（城）一带培育出不少优秀人才。

    十一、宋鸣梧与琅琊文社

    宋鸣梧（1577-1636年）,字泰侯，号泰斗。明代沂州珩头（今兰陵县向城镇杭头村）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考中进士后，任职刑部，与左光斗、缪昌期等人结为莫逆之交。魏忠贤知道宋鸣梧的治国干才，数次欲拉拢至其门下，均遭宋鸣梧严辞拒绝。左光斗、缪昌期等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后，宋鸣梧不惧迫害与报复，通过抗疏的形式对魏忠贤党羽的罪行进行揭露与抨击。在主持完贵州乡试后，被魏忠贤勒令家居。后来有人为魏忠贤立生祠，强行胁迫宋鸣梧捐资，遭宋鸣梧严斥。魏忠贤被除后，官复原职。奉旨清查魏忠贤家产时，纤毫不染，被任命为佥都御史。

    崇祯二年（1629年），清兵围困京城，宋鸣梧督守德胜门，并向皇帝上书言守御十策。崇祯帝连续两次召见，三天三夜未有合眼。

    宋鸣梧为“琅琊文社”发起人之一，当时沂州名士皆集于文社旗帜之下，科举多有高中。根据宋鸣梧《琅琊文社序》一文记载，文社成员有黄翊明、周濂浦、王稚公（即王昌时，“稚公”是其字，今尚岩镇王楼村人，崇祯四年进士，曾任淮扬一带地方行政长官，政声颇佳，去世后入祀乡贤）、任仲乐、宋之普、颜心卓（即颜习孔，“心卓”是其字，崇祯十年进士，曾任山西长治县令，惠政于民，明亡后隐居不出）、刘心余、孙六子（即孙一脉，“六子”是其字，进士）、任叔玉、全贞乙、颜飞虹、周吉人、刘胤隆、王范之、周五干、杨严矶（即杨富春，今庄坞镇庄坞村人）、宋之韩等人。

    崇祯七年（1634年），宋鸣梧根据中国古代设立常平仓的规制，于大冶村（今兰陵县大仲村镇大冶村）新桥北创建义仓三间。“大冶义仓”的救助对象是宋氏族众以外的缺粮少种者；宋氏家族内部的缺粮少种者，由宋鸣梧单独给予补助。在宋鸣梧的带动下，“琅琊文社”的许多同志也加入到兴办“义仓”的队伍中来，如周濂浦、任仲乐、黄翊明、王稚公等人都在自己的家乡创建了“义仓”。明朝行将灭亡之际，天灾与人祸交相叠加，得到宋鸣梧与他的同志所建“义仓”救助者非常之多，为后世树立了扶危济贫的榜样。

    崇祯九年（1636年）宋鸣梧卒于京城，崇祯帝钦赐“清修介节”匾额一方，并准入祠乡贤。《临沂县志》言宋鸣梧“古文瑰丽”，与历下李于鳞齐名，著有《羲易集成》《琅玡文集》《纂言诸子》等书。

    长子宋之普，崇祯元年（1628年）科举中进士，历官翰林院庶吉士、太仆寺少卿、户部左侍郎等职。明亡后，出任清朝常州太守，后退居苏州东林书院建“道南堂”谈经校艺。

    十二、丁冠之与当代儒家文化

    丁冠之（1932-2010年），兰陵杨家官庄（今兰陵县庄坞镇向曙村）人。196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1960年至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中国哲学史研究》副主编。1982年调入山东大学，历任《文史哲》杂志主编、《儒林》特约编审，享受山东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校外兼职：山东周易学会副会长、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孔子研究》常务编委。

    在《中国社会科学》（外文版）《哲学研究》《大东文化研究》（韩国）等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儒学百科全书》撰写条目约13万字。著有《秦汉齐学》（合作），主编和参与主编《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儒家道德重建》等。

    丁冠之曾对他的学生们说过：“农活除了扬场没有干过外，刨、耕、耙、耩、耪、割、挑、担、扛、除草、追肥、使牛等样样在行。”“文革”时，他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学者下放到河南劳动改造，正逢麦收季节，丁冠之挽起裤褪，捋起袖子，拿起镰刀，腰一弯，干起活来，有板有眼，与当地农民相比一点也不逊色。村干部说，老丁，你真是好把式。

    有学者问他：“丁老师，你说儒学在现代社会还有什么用？”丁冠之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最起码骂人还有用！今天我们还可以用不仁不义不忠不孝骂人。”

    1997年编修《苍山县志》时，丁冠之先是向编委会提出要将荀子单列为一编的建议，县里主要领导非常重视，即请他组织力量为撰写了18000字的荀子专编。开创了荀子研究的新篇章。

    1999年刘庭尧撰写出版《后圣荀子》一书时，丁冠之为之仔细审阅书稿，并为其题写书名。

    2005年9月，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成立时，丁冠之已经退休，中心主任庞朴登门请其出任中心期刊《儒林》的主编，丁坚辞主编，让庞任主编，自己做特约编审。但《儒林》的每期稿子，全部由丁冠之来审，审过后，逐篇写出意见，拿到编委会定度。

    2007年，为创作《孔子圣迹图》，丁冠之不顾年事已高与年轻学者驱车千里，辗转于河南、山东之间，白天跑景点，晚上开会讨论。

    2007年，丁冠之与颜炳罡等人一起促成由临沂市委、市政府，兰陵县委、县政府主办的“2007年全球儒学论坛荀子思想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6日下午，丁冠之代表大会组委会向大会作学术总结报告，得到国内外200余名学者的普遍认同，为提高临沂、兰陵的知名度，推进荀子思想研究及地域文化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008-2009年，丁冠之倾心于尼山圣源书院建设。尼山圣源书院是由北京、济南、曲阜、台湾、香港以及美国等地关心儒学价值的学者，在孔子诞生地——尼山共同创办的书院。书院首席顾问为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名誉院长为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为院长，丁冠之出任尼山圣源书院执行院长。作为执行院长，为书院的筹建、筹资、选址等事务，经常奔波于济南、泗水之间。

    2010年3月8日，因病在济南逝世,《文史哲》编辑部敬献挽联曰：“出玄入道熏沐往哲一代高文多灼见，编刊荐才奖掖后进千秋儒林传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