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何必曰利：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功利主义的超越

从人类生态思想历史的发展来看，思想家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经历了由早期人类中心主义到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巨大转变。思想转变要处理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人与自然间的“冲突”。人类要生存必然要依靠自然，从自然中获取食物、水等。如何在保护自然的前提下，正确行使人类的生存权、发展权等正当权益。儒家的义利之辨有着较大的理论张力，可以诠释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功利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

（一）义利之辨，破除、矫正生态功利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

义利之辨是儒家的核心论题。而孟子在义利之辨上对于儒家有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回答梁惠王何以利吾国之问时，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6]30孟子以其“何必曰利”的超越功利立场，将仁义与功利抽取出来，以凸显其中的利害关系，为儒家义利之辨奠定了牢固根基。义为大义，天下万民之忧乐；利为小利，一家一人之私享。沿此思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生态环境与经济利益二者构成义利双方的对局，此时应以孟子式义利之辨的决绝，以生态环境之大义祛除个人、集体之私利。即使牺牲某些目前利益、短期利益，甚至局部利益，亦在所不惜。换言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否有利于生态环境大义，当具有一票否决权。

关于不利与利之间的关系，荀子言：“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11]将不利与利区分为三个层次：不利而利之、利而后利之、利而不利。此正可作孟子关于义利关系的注脚。将之移于自然生态之思则是，不给予自然而索取，莫若给予自然而后索取利益，给予自然而后索取利益，不如给予而不索取。境界依次提升，潜在的逻辑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关系。

显然，孟子义利之辨衍生的生态哲学向度具有深刻意义。仁义不仅是对于人的仁义，更是对于环境的仁义与正义。此大义的立场超越了个人、集体，甚至社会群体，所面向的是人与自然构成的生命共同体。隐藏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痼疾，是当今环境问题不断恶化的思想根源。有学者对儒家生态哲学进行了重新定位，用“理一分殊”原则进行分析后认为，儒家处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12]实则，孟子决非人类中心主义，其严于义利之辨的生态哲学思想是医治人类中心主义的良药，对于破除生态功利主义，矫正人类中心主义，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环境正义与人类私欲之间的争斗一直是人与自然对立的根源。先义后利还是先利后义的选择逻辑，对于生态治理有着重要启迪。其一，义利之辨给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孰先孰后的答案。是以经济利益为先，还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先？都不是，答案是要以长远的环境大义为先。具体到生态保护领域，不是先污染再治理，而是在行动之前必考虑环境大义。前瞻性的视野与预案能够防止污染的产生。其二，义利之辨提供了欲望及其控制的理据。社会对利欲之私的驾驭与个人对利欲之私的克制，正通向了更大的生态环境大义与大利。人类的上下征利之害与环境正义之贵，一目了然。于是，循理制欲皴染上了一层生态哲学思想色彩。

（二）个体生存中的寡欲蕴藏深刻易行的生态思理

近代以来，人类数量之大、活动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强，给自然生态带来了极大压力，成为环境治理中的最大变数。欲望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也是破坏生态的根源。要控制人类的欲望，以通向生态保护之路。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6]842孟子从善性的保护、持养角度，提出寡欲以养心的观点，对于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有重要启示。自然环境制度的制定执行固然重要，人对自身贪欲控制同样重要。欲望出于人心而驱驰于外，极易冲撞到周遭自然万物的生存空间与生存权利。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大多出于人类无止境的贪欲。正所谓，自然能够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却难以满足人类的贪欲。若能合理控制人内心过分的欲望，无论是对于自然环境，还是对于人类自身，皆善莫大焉。

孟子自言：“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聘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6]840-842其所言涉及住房、饮食、男女、饮酒、田猎、出行等基本生存需要。孟子在这些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自我约束，成为今人可贵的实践榜样。要将欲望合理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可突破环境所能承受的限度，提前预想到相关行为失控可能带来的恶果。人类若秉具前瞻性视野，时刻警醒并检束自身，将有利于减轻生态环境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