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单位：中国先秦史学会荀子研究会
河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邯郸市荀子研究会
协办单位：邯郸学院荀子学院
河北工程大学荀子研究所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赵文化研究所
邯郸市旅游局 兰陵文化研究中心
承办单位：邯郸市荀子中学
运维单位：荀卿庠读书会
作者：姚海涛（青岛城市学院）
原载于 《管子学刊》2022年第4期
作者简介：姚海涛（1981—），男，山东高密人，青岛城市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摘要：荀子对历史人物的审鉴构筑了诸子争鸣中的一大学术景观。拈出其对申徒狄、陈仲、史䲡的审别与衡鉴，可见既
有显性评价，又有隐性寓示。荀子的评价与后世存在巨大反差。在荀子看来，申徒狄之行属“行之难为而不贵”，非礼义
之中，是倚魁之行，当为天下所弃。从中亦不难推测出荀子对屈原沉江的真实态度。陈仲、史䲡则悖离人之欲恶通情，
不中礼义，不合大众，是沽名钓誉的盗名者，尚不如盗货者。从中亦可嗅到，荀子对三人贬抑与其传孔子诛少正卯之事
存在些许关联。探赜荀子评判与诠释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可洞察社会思想转折之几。审别与衡鉴之中，贯穿着荀子透
辟的时代省察与深刻的人性之思，贯穿着荀子以礼义为中心的人物简别衡定标准以及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的处世哲学。
关键词：荀子；申徒狄；陈仲；史䲡；审别与衡鉴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3828（2022）02-0001-0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22.02.01
引言
审别与衡鉴历史人物是中国思想文化脉络中的重要课题之一。而人物简别衡量之尺度却因时、因人而异。评判尺度往往
与评判者所处时代背景、思想认同、价值取向、境界差异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评判的褒贬内容则是由以上诸要素共同
发挥作用的思想成果。若追溯人物评判的历史，则自有历史记录以来便当存在。历史终究是由人写就者，属人之历史。
其所叙述自然以人类活动为主体，而必涉及到人类言行，则必有相关评判。所谓历史有态度，其意正在于此。
较为系统的人物评判需等待系统化、专门化书写的出现。而较为自觉、系统、全面且上升到理论高度的人物评判专著当
属三国魏刘邵所著《人物志》。其所出现并非横空出世、突如其来，而是有着漫长而又深厚的思想史积淀。先秦是历史
评判的精神原乡。早在先秦典籍之中便已存在大量人物评判，并初步形成了较有特色的人物评判准绳。荀子身处战国末
期，站立于先秦与秦汉的历史转捩点[ 张祥龙曾将华夏文化与哲学的历史拐点定位于秦代，并认为极少有人想到秦的兴
亡和中国古代哲理变化乃至和儒家命运改变的内在联系。实则，莫不如将历史拐点定在战国末期，一则秦制暴虐无道，
加之国祚太短；二则先秦诸子争鸣所寓示的思想道路与历史可能性极为繁富；三则，战国末期荀子融摄百家的深沉理性
之思与传经弘道之行于思想史影响巨大。张祥龙观点参见：张祥龙：《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从董仲舒到陆
象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0页。]上，其对人物的审鉴彰显了深邃的思想史阐释自觉，具有
承前启后、截断众流、继往开来的重要文化史价值。
一、荀子对历史人物的审别与衡鉴：一大学术景观儒家之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实践对象的生命学问。其观照旨域为人间社会及其所附丽的人与人之间复杂多样的伦理
角色、社群关系。生命所涵摄的终极旨归便是，于人伦日用的生存境域中成就并展露出一个完美、纯粹、大写的人。
换言之，儒学为人学，为成人之学。成人历来是儒家的入思向度与终极关切。从“仁者人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0页。按：“仁者人也”虽现于《中庸》，实则为儒家通义，且为儒学为人学之标志。“仁
者人也”“义者宜也”以训诂学上同音通用的方式呈露，于是变得饶有兴味。]的语义架构与传承序列中，可窥其端倪。先
秦儒家对“仁者人也”进行了充分表述与反复诠释。如孔子云，“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第69页。]好人与恶人便是活泼泼地人物审鉴，而此唯仁者方能当之。孟子云，“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朱熹：《四
书章句集注》，第278页。]又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44页。]人之为
道，是为人道，亦是仁道。荀子有着深刻的问题意识与高度的文化阐释自觉，高标人道之尊。他说，“道者，非天之道，
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第122页。]又言，“道者何也？曰：君道也。”[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第232页。]君子之道或
曰君道是人道，是群体成人的礼义之道，自是现实合理的人间正道。荀子曾言，“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 王先谦撰，
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第19页。]全粹尽美、生死由是、能定能应是个体成人的境界与方法，亦是自成高
格。而这，无论对于个人修养的方法路径还是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皆极具学理与现实意义。
审如是，先秦儒家对人本身的关注必然催生人物的品评与鉴别。孔子面对“子贡方人”，虽言“夫我则不暇”以示批评，但
孔子对人之为人确有深刻体察，并对弟子、时人曾有极为妥帖的评价。如《论语·微子》所载“逸民”将诸人分为三类并
评论之[ 陈柱（1890-1944）曾言，孔子实后世分类论学之嚆矢，孟子承用此法论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四人志行
之异。至《庄子·天下》遂变而为嫥论学术之流别矣。至荀子《非十二子》，则为分别学派之说。参见：陈柱：《诸子
概论：外一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5-173页。]。孟子不仅“观水有术”，观人亦有术，论人之
志行，知人论世之说影响深远。若论到荀子，更是不遑多让，既有系统论述（如《非十二子》篇），又潜隐于其他篇章，
对历史人物多有审鉴。荀子著作将浑厚笃实的文风与科学谨严的批判完美地融合，形成了先秦人物评判史上一道靓丽风景，
构筑起一大学术景观。
《荀子》一书涉猎人物众多，品评人物为数不少，有百家学派人物，有列国政治人物，甚至还有“愚而善畏”的小人物涓蜀
梁等。若能对其中的典型人物之评价进行考察与反思，便可查考出背后所隐藏的评价尺度与价值取向，甚至可与前贤时人
之评价进行一番“较量”，梳理出人物审鉴观念之演进。尤其当涉及到争议人物的审别与衡鉴时，可进而探究评价之所以相
去甚远的渊源线索与潜在缘由，可窥探荀子思想及潜在的良苦用心，助力对隐秘于字里行间的荀子思想之研究。
鉴于荀子对诸子百家、某些历史人物的衡定评价，学界已多有涉猎且争议不大，故而视为定论可也。如对管仲的评价，
孔子有“如其仁”“不知礼”的客观衡定，孟子有“曾西之所不为也”的轻蔑指陈，荀子有“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
五伯”的鄙夷表示。因此，对此类人物，文付阙如。反观申徒狄、陈仲、史䲡三人，其对政治有独特的观点与持守，其行
为在后世颇具争议，甚至在孔孟荀之间竟有截然不同的评价。故而将三人拈出，以观荀子之审别与衡鉴，以见所蕴含的
深邃意味。
申徒狄、陈仲、史䲡三人皆在《荀子•不苟》篇出现。“不苟”作为篇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不苟且。以篇中内容观之，当
是统合“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第37页。]三义
而一之于“唯其当之为贵”紬绎而出的总括性题目。易言之，《不苟》主题为非“三苟”，即批评苟难、苟察、苟传。申徒狄
是“苟难”之代表，名家惠施、邓析之流为“苟察”之代表，而陈仲、史䲡与盗跖一起构成“苟传”之代表。《不苟》篇末，本
当呼应篇首“苟难”“苟察”“苟传”三类代表，不料荀子宕开一笔，引而申之，连带道出了不如盗的“苟传”盗名之徒陈仲、
史䲡。荀子《非十二子》对陈仲、史䲡亦有精彩议论与批评。一言以蔽之，荀子对三人的评论，既有公开评价，亦有
隐秘影射，当合而观之，方为不诬。
二、申徒狄：行之难为而不贵，非礼义之中申徒狄是何时人，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夏末殷初、殷末周初和六国时人三种说法。如据杨倞，据《庄子音义》其为
殷时人。据刘台拱，据服虔《汉书注》则是“殷之末世介士也”，据高诱《淮南子·说山训》注，亦为“殷末人”，而据《韩
诗外传》其答崔嘉有“吴杀子胥，陈杀泄冶”，则又不为殷人，且不得早于伍子胥被杀（公元前484年）与泄冶被杀（公元
前600年）之年。若是，申徒狄又似为春秋战国时人。据当代学者考证，申徒狄为殷末人之说较为允当[ 董治安、郑杰文、
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21页。]。
申徒狄事迹，却无疑异。结合《庄子·外物》《庄子·大宗师》《庄子·盗跖》《荀子·不苟》《韩诗外传·卷一》《淮南子·说
山训》《论衡•书虚》等典籍，经简单的历史还原，其事迹不难想见。申徒狄不愿与浑浊的社会与伍，由于个人进谏不纳，
政治理想未能施行于世，所以不愿苟活于乱世，义无反顾地负石自投于河，以示对个人观点的持守与对社会的强烈抗议。
负石投河，成为申徒狄人生的最大标识。关于他的是非、功过、荣辱，则成为争议未休的话题。
（一）《庄子》：道家“不自适其适”式的否定《庄子》提到申徒狄3次，均将之与伯夷、叔齐等并列。《大宗师》云，“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馀、
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
书局，2013年，第212页。]庄子从葆真重己的道家立场出发，视此类人物为“利害不通”，“行名失己”，“亡身不真”，不
将利害视为相通，为博取名声失去本性，丧失身躯，泯灭本性，皆非真人。《外物》云，“申徒狄因以踣河。”[ 郭庆藩撰，
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828页。]随后引出“得鱼而忘荃”，“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其意为申徒狄羡慕务光
与纪他而投河自尽，属“小人所以合时”者。《盗跖》则曰，“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无异于
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875页。]庄子的
批判以“世之所谓贤士”言之，反见当时世人对申徒狄行为有相当程度的肯定。需要指出的是，庄、荀虽对申徒狄皆持批判
态度，但其批判之标准迥异。《庄子》对申徒狄的否定性评价，完全从道家立场出发，指其“不自适其适”，将其视为汲汲
于功利之名而失丧掉天真本性。而这与荀子所代表的儒家立场及其独特视点：“非礼义之中”，大异其趣。
（二）荀子：儒家“非礼义之中”式的审别与衡鉴“自投于河”是申徒狄的标签，在后世博得广泛同情与极高赞誉。然并不符合荀子的人物审别与衡鉴标准。历史地看，荀子
无疑是申徒狄评价路上的最大异数，几乎以一人之力承担起拆穿申徒狄之流人设之重任。概言之，荀子之审鉴，既有显
性评价，又有隐性寓示。
1.显性评价：非礼义之中荀子对申徒狄的显性评价出现1次，在他篇至少隐性影射2次。显性评价曰，“故怀负石而赴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
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第37-38页。]杨倞注为，
“申徒狄恨道不行，发愤而负石自沉于河。”[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第37页。]荀子指出，申徒
狄的行为是“行之难为者”，因其不合礼义，所以君子并不推崇。《不苟》篇，“‘当’字为一篇之大旨。”[ 张之纯：《评注诸
子菁华录•荀子》，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上），第120页。]所当者何？当于“礼义”，
当于“时”。可见，礼义之中与时，成为评价准绳。君子的行为、言论不在于难为、难持与否，而在于是否符合礼义之中。
礼义之中，杨倞注为，“时止则止，时行则行，不必枯槁赴渊也。”[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
第38页。]杨倞以时释中，符合“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1页。]大义，而未若将礼与
时合释：礼有礼之中，时有时之中。“礼义之中”，即是礼义之当，此与“比中而行”“木直中绳”之“中”意义相类。荀子绾合礼
与时二者，适恰成一衡鉴人物标准。这与荀子以义变应、宗原应变、与时迁徙、与世偃仰诸意，亦相吻合。荀子云，“小
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圣人士君子之分具矣。”[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
整理：《荀子集解》，第87页。]见端、见本分，皆是智之事也。在《解蔽》篇对人君之蔽、人臣之蔽、宾孟之蔽的论述
中，荀子确立了仁知且不蔽的标准。综而言之，荀子构筑了极具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审别与衡鉴人物的标准：仁、智、礼
的合一。
申徒狄为保持自身清白，以身死以示与社会决裂，这本身并不符合先秦儒家的价值观。生而为人，何必赴死？死即不仁，
赴死不智，人若不存，礼将焉附？若遇乱世，依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92页。]，
邦无道，完全可以“卷而怀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53页。]依孟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
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29页。]因孟子曾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
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39页。]难道不是让人在无道之世，以死卫道
吗？故在此一并说明。其说有二。
第一，殉道并非死道，解释为从道可能更合适。以死卫道之说，因朱熹主此说，故多为人所从。朱熹集注云，“殉，如殉
葬之殉，以死随物之名也。身出则道在必行，道屈则身在必退，以死相从而不离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第339页。]要知道，“殉”字未必是殉葬之义。若是，“以道殉乎人”，又当作何解？孟子曾言，“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
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朱熹：《四书章句
集注》，第341页。]赵岐注：“殉，从也。”[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第789页。]可见，殉有从之义。以身殉道，可解为以身从道，而从道未必就死地。关于此，王恩洋有善解，“有道之世，
道随身之显达而愈显达，如禹稷契皋陶之于尧舜，伊尹周公之于商周是也。无道之世，身随道之隐晦而隐晦，全道于身，
而不可荣以爵禄也。如孔孟之于春秋战国是也。”[ 王恩洋：《孟子疏义》，王恩洋：《王恩洋先生论著集》（第七卷），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04页。]梁惠王“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仅长子死焉，可见殉并非殉葬义。殉道非
死道，明矣。
第二，申徒狄之行与孔子杀身成仁、孟子舍生取义，亦有龃龉不通之处。退一步讲，若以身死道，当是积极主动的迎头
而上，而不是转头如愚夫愚妇般死于沟壑之中。面对事情冲杀过去解决之，而不是自杀抗议而回避之。成仁取义，不当
自杀，而当他杀。荀子描述乱世之征时提到，“贱礼义而贵勇力”[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
第373页。]，此语正合批评申徒狄之徒。君子完全可以“见闭则敬而齐”，而小人“见闭则怨而险。”申徒狄非“不避义死”，
完全属于回避问题，是“怨而险”之小人。
2.隐性寓示：倚魁之行、天下所弃荀子对申徒狄的评判并不仅仅存在于显性评价之中，而是关乎《荀子》全书，曾于字里行间影射、隐寓过申徒狄之行。
隐性寓示，约有二。
其一，申徒狄之行，倚魁之行。王先谦在解释“倚魁之行，非不难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时认为，“《不苟篇》申徒
狄，行之难为者也……然而君子不贵，亦即此义，文可互证。”[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
第32页。]其说有理。倚魁之行，君子止之。依荀子此论，申徒狄恰是“倚魁之行”的绝佳代表者，故于篇章之中多有评述。
此处所言者，至少囊括申徒狄之行。此更加印证了在荀子心目中，申徒狄决非君子，而是小人。
其二，申徒狄之行，天下之所弃。荀子言曰，“行辟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无法，
勇而无惮，察辩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奸而与众，利足而迷，负石而坠，是天下之所弃也。”[ 王先谦撰，沈啸寰、
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第98页。]杨倞注“负石而坠”时指出，“谓申徒狄负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
者之类也。”[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第98页。]历来杨倞之注不为后世注家所取。若仔细思之，
前文所言之“古之大禁”等行为皆似申徒狄，如“利足而迷，负石而坠”一样，非礼义之中。如此理解，“既能够显示出该
比喻所应有的贬的色彩，又能够贯通上下文文意。”[ 李中生：《荀子校诂丛稿》，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第63页。]另，申徒狄之行，亦符合其中“行辟而坚”“勇而无惮”“利足而迷”三项罪名。申徒狄之行，表面上是因社会昏暗
而结束生命的个人行为，实则行为邪僻，轻易就死，营营苟苟于声名之利。正所谓“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 方向东
译注：《新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54页。]
3.荀卿别子之论：其德不厚，其人不祥清人汪中曾论，“《韩诗》，荀卿子之别子也。”[ 汪中：《述学》，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88页。]此言不虚。
从对申徒狄的评价，亦可见此。据《韩诗外传》所载，申徒狄将自投于河时，崔嘉曾以“圣人仁士之于天地之间也，民之
父母也。今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 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第26页。]为劝，而其终不为所动。“濡足”，直译为沾污了脚，引申为名声被沾污。此正与荀子所见略同。韩婴借君子
之口，给予申徒狄“廉矣。如仁与智，则吾未之见也”[ 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第27页。]的评价。
申徒狄达到了“廉”，而未抵至仁与智的境界。“廉”本义为器物的棱角，引申为人的品质棱角分明、行为方正。在另一处
评价申徒狄时，韩婴将仁分为圣仁、智仁、德仁者、磏（廉）仁四个境界，而以磏（廉）仁为下。其引“传曰”评价道，
“山锐则不高，水径则不深，仁磏（廉）则其德不厚，志与天地拟者其人不祥。”[ 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
第26页。]以此观之，韩婴对申徒狄的评价较之荀子，虽在运思路向上已有了较大转变，但仍将其置于第四等，言其德不厚，
其人不祥。
自荀子之后，典籍中对申徒狄的评价越来越高。如《淮南子·说山训》云，“申徒狄负石自沉于渊，而溺者不可以为抗；
弦高诞而存郑，诞者不可以为常。事有一应，而不可循行。”[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刘文典著，诸伟奇、刘平章
主编：《刘文典全集》（增订本）（第一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86页。]显见，申徒狄被定义为
溺者中的高尚者。又，《论衡•书虚》云，“屈原怀恨，自投湘江，湘江不为涛；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为涛。”[ 黄晖：
《论衡校释》（上），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58页。]王充将申徒狄与屈原相提并论，可见之于申徒狄已完全为
肯定认知。可以说，从西汉初的韩婴对申徒狄的认知态度发生转变，至东汉时，申徒狄的形象实现了根本性的转折，由
基本否定变为完全肯定，并渐渐成为主流的价值评价。
4.对屈原沉江的可能态度一谈到负石赴河的申徒狄，马上让人联想到抱石沉江的屈原。从时间先后的意义上，申徒狄无疑是抱石沉水之先驱者。
而从历史影响的角度看，屈原才是抱石沉水之家喻户晓者。据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屈原的最后结局是，“于是怀
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司马迁撰：《史记》（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019页。]与屈原时代相近的荀子
会有何种态度呢？
荀子生卒年，已经成为学术之谜。学界前贤时彦皆做过考证，兹列表如下[ 表中梁启超、游国恩之考证，据王天海辑
《荀子行历年表辑录》，参见荀况著，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第1202-1210页。钱穆观点，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97页。胡适之考证，
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29页。冯友兰观点，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131页。马积高观点，参见马积高：《荀学源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第5页。廖名春考证，参见廖名春：《荀子新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30页。刘蔚华、
苗润田考证，参见刘蔚华、苗润田：《稷下学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264-273页。]。
根据学人所列荀子年表与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公元前 278年）相对照，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荀子与屈原基本同时而略晚。
荀子虽在著作中并未提及屈原，但当知其沉江之事。从荀子对于申徒狄的评价，可窥见荀子之于屈原之死的真实内心态度。
当与扬雄观点类似，即“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班固撰：《汉书》，北京：中华
书局，2007年，第8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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