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海涛】孟子生态哲学思想探赜

作者：姚海涛（青岛城市学院）

来源：原载于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4期

孟子生态哲学思想探赜^*

摘  要：儒家哲学是具有深层生态本质的哲学。深入剖析孟子思想，可厘清其具有人性本善、何必曰利、山水禽兽三大生态哲学思想维度。“人性本善”为孟子生态之思的逻辑起点，旁通物情，外推于自然界事事物物，通过主体反身内求，恢复情感生态，诚敬而行，实现情感生态与自然生态相向而行。“何必曰利”所彰显的义利之辨对于破除生态功利主义，矫正人类中心主义有重要价值，而个体生存中的寡欲意识则具有深刻易行的生态意味。“山水禽兽”蕴含三层含义。其一，关于水土与山木，包含了孟子对平治水土、人居环境的思考，更有其对牛山之木案例的沉痛反思。其二，孟子推恩于动物的主张，立足于人物之别的基础上，仁民爱物，恩及禽兽，寓示着深厚的动物关怀。至于动物驱离与渔猎限制，则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以羊易牛提供了一个有关动物关怀的极佳案例。人之推恩，可建立起人与动物的道德共同体。其三，遵循自然，因时乘势，证成一幅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图景。孟子绾合心灵境界与现实方法的生态哲学思想，呈现出人文主义与整体主义特点，无论是其高深的生态境界还是其对具体生态问题的解决策略，对于今天建立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孟子；生态哲学；人与自然；道德共同体；生命共同体

DOI：10.16397/j.cnki.1671-1165.202106099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儒家哲学的深层生态本质

随着对生态环境认知的深入，学界越来越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已不仅是一科学问题，而是超越学科界限，需由多学科共同参与的课题，是与全人类命运攸关的重大课题。正如戴斯·贾丁斯(Joseph R. Des Jardins )指出的那样：“尽管从科学技术中寻求一个迅速补救的方法是诱人的，但环境问题并不专门是也不主要是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1]7科学技术是改善生态环境的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科学与人文应相向而行。由是，人文领域尤其是生态哲学思想层面的探讨，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哲学的生态转向（ecological turn）之势，愈来愈显明。在巨大现实意义与丰沛思想资源的双重加持下，从生态哲学视域观照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

中国传统哲学内涵极其丰富，仅依学派论之，便可分为不同的流派与迥异的思想。以整部传统哲学史而言，则包具儒、释、道三家之学。以先秦哲学史而言，则是诸子百家之学。若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态哲学思想进行大而化之的抽象性研究，固然能够厘清基本方向，然而，具体而微的个案式研究，更能促生有意义的理论成果。中国生态哲学早期耕耘的代表性学者蒙培元指出：“中国哲学是深层生态学，即不是科学层面上的生态学（但是与后现代科学能够相通），而是哲学、宗教层面上的生态学。由于它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又可称之为人文主义生态学。”^[2]说中国哲学是深层生态学，是人文主义生态学，无疑廓清了中国古代是否有生态哲学的重大问题，开辟了一条生态哲学研究路径。

诚然，道家因其天人关系上的自然取向而受到国内外生态哲学思想界的重视。而若以中国哲学的宏大视域观之，则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皆为“究天人之际”式的天人哲学理路。儒家当构成生态哲学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天人合一模式所构建的天道与人道的一体关系，奠定了儒家即自然、即人文的生存样式。基于此，有学者指出：“儒家哲学在本质上是生态的。”^[3]7儒家的生态本质既是深层意义的，又是整体主义的，“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生态伦理观”^[4]。生态上的伦理主义与整体主义融合的理论优势是：普适范围更广，可诠释空间更大，其所潜藏的深层生态意蕴、生态智慧、生态境界、生态方法等皆可成为现代生态哲学体系建构中不可多得的文化滋养。

若锚定中国哲学的主体——儒家哲学，对其进行剖析，对于走出浮泛意义上的生态哲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儒家学说又名孔孟之道，若言儒家存在生态哲学思想，溯源至先秦时代的孔孟亦必有之。以先秦儒家言之，有孔、孟、荀三大家。若以深层生态哲学视孔子，则可见其生态哲学思想建基于仁道的浑融包容性，存在不断诠释之可能；若以深层生态哲学视孟子，则可见其生态哲学思想是基于人性善的天人贯通的高妙生态境界与生态方法论；若以深层生态哲学视荀子，则可见其生态哲学思想立足于礼义之统，属较为系统且颇具制度范式的生态哲思。

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中有一个生态哲学的资源系统”，进而指出，可以挖掘儒家思想“从生命儒学到生态儒学的转向”^[5]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道性善，言必称尧舜”^[6]260的孟子为生命儒学，当无异议。由此转向的生态儒学则需要展开细致的学术探讨。若仔细梳理《孟子》一书，穿透文本表层，直达深层意蕴，便会探赜到丰富多彩、覃思精湛的生态哲学思想。

二、人性本善：情感生态与自然生态的相向而行

人与自然关系是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其中自然属于被动的一方，人则属于能动的一方。自然环境破坏与保护的主体责任均归属于人。人性作为人之为人的规定性，无疑可视为生态哲学的理论原点与逻辑起点。有学者指出：“生态危机实质是人性危机。”^[7]人性危机自然要从人性角度进行切入。生态责任主体的观念塑造、思想清理，是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要环节。人性之解析，导源于孔子，推尊于孟、荀。后世人性论探讨，皆不脱三人之论域。作为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态哲学，当然要建立在对人性的全面审视基础之上。孟子人性善的观点对于引出、范导生态哲学有重要启示。

（一）人性本善，旁通物情，宜外推于自然界万事万物

性善论是孟子思想之根基与原点，仁政王道之说由此而出。“盖性、情二字，在后人言之，则区以别矣，而在古人言之，则情即性也。”^[8]基于性情本一，孟子以情善言性善，其言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6]621焦循认为：“孟子‘性善’之说，全本于孔子之赞易。”他将孔子赞易之言“利贞者，性情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6]624，以解说性善。八卦六爻之旁通，正类似人情之旁通，“情可旁通，则情可以为善”^[6]624。焦氏之说可从。建立在旁通与变通之情的基础上，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对应内在固有的仁、义、礼、智四端。好恶本于一心，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情性本一，情之旁通，即是外推。执此性善，推扩开去，旁通百姓之情，则有王道之政，所谓仁政是也。

孟子思想根源于战国中期的农耕社会，现代解读则需要将其置于不断“生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之中来对待，以实现古今之间的互动、反馈与适应。孟子性善论的生态哲学价值，必然要从其所寓示的道德关怀之推展与伦理价值之迁移角度观之，必然要从实现人间社会到自然界的调适顺遂的维度察之，探求其在深层思维逻辑中蕴示的可能性解读。此种解读当然会超脱文本字面，甚至会稍稍偏离作者本义，而进入更加广大意义域中去。此正是孟子情之旁通与变通之大义。

基于此，性善论不仅是孟子仁政思想之根基，亦可视为其生态哲学思想之原点与基石。人性本善，推而广之，与百姓同之，则成仁政王道之事。进一步外推，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甚至与万物同体，与自然同其好恶，则是仁心王道贯注于自然，博爱于万物。性善论的生态哲学思想路径由人性奠基，以人情旁通为契机，由差等之爱到普遍的仁民之爱，再由人及物，由仁民而爱物，由人到自然界，由血缘亲情之感性到物质世界之理性，由伦理到生态，由王道式政治到具象化治理，由价值理性到经验事实，由现实到理想，层层推展，气象万千。其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生生之意与源源不断的伸展绵延可能。这是一条由内在心性层层外推的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唯其如此，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方能真正建构起来。

（二）万物皆备，反身内省，恢复情感生态，诚敬而行

孟子观察世界的方式是从人自身开始。世界在“我”心中，其本相是呈现与“我”的样子。正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6]730-731。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万物皆藉心而显，容纳于心。人性本善，反身内省，由是可塑造、开显、恢复出那颗对人乃至宇宙万物有着细致关怀的柔软心灵。这既是对人性的深邃洞察，又是对自然世界的终极关怀。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Holmes Rolston Ⅲ)曾研究了自然与人类情感之间的微妙关系，认为虽然某些人类情感仅存于社会之中，整体的人类情感只有在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最为丰富的发展，但人类“在自然面前会表达出一种本源的、天然的情感”^[9]461。自然之于人类，不仅仅具有认知功能，也有情感功能。由此，他提出了情感生态学的概念。^[9]461此正可与孟子人性善说形成相辅相成的理论对照。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并非泾渭分明。人是社会的细胞，一定数量的人群构成集体性的社会。而社会所处的区域本身即是自然之一部分。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本身是从自然界走出的一种生物。简言之，人们经常过分地强调人的社会性而遗忘了人的自然性。

人类情感失衡所体现的社会性与自然性之间的紧张，往往出于前者对后者的过分压抑。情感的遮蔽需要自然的修复，孟子“旦昼之所为”与“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6]642的讲法，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社会性与自然性的区分。白天的社会性行为往往“牿亡”了所积聚的“夜气”（自然之气），“牿之反覆”，人的善性不断遗失，直至消失殆尽。由此，孟子提出了存夜气的方法，当夜气与平旦之气二气相遇之时，也就是人的情感修复最佳之期。所藉助者，正是自然之移情；所依凭者，亦是夜晚的养气。浩然之气的持养与此亦相关，切不可揠苗助长，而要“直养而无害”。由此，情感生态与自然生态相通而合一。

经反身内省的途径，由人性体察触发对自然的关切，将对自然的关怀熔铸于人性的洞察之中，于是，仁义礼智运用于自然万物，观照到人与万物互为存在的逻辑前提，静观到万物生生之意与人类生生之德的真相。由此，建立起与自然界以诚相待的关系，甚至衍生出敬畏自然的观念。视自然为敬畏对象，要么来自宗教式的迷狂庄严，要么来自哲学式的深思熟虑。儒家孟子明显属于后者，这来源于“诚”的一体贯彻。

在儒家哲学中，“诚”是一重要概念。《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10]孟子亦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6]420天道、人道不二，且不可须臾离。作为儒家思孟学派的一贯传统，“诚”之意义重大。由天道之诚到人道思诚而反，正是人类因敬畏自然而模仿自然的文化冲动，或者说是自然反哺人类的思想结晶。孟子的生命观不是神学家口中的上帝恩典，而是自然之诚。在这里，自然万物是其所是的存在着，而诚与敬则是生命的正确打开方式。自然界万物皆具有诚道，而人作为自然中的一份子，要向自然学习，以诚待之，敬畏而行。

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发展出了“敬畏生命”（reverence for life）理论。^[1]152此理论与孟子以诚待自然、敬畏自然的观念完全一致。生物中心伦理与儒家敬畏生命的理论在此相遇，所见略同，殊途同归。敬畏自然的观念在人类具体实践中已经屡次验证其伟大与正确性。人类认知范围越是扩大，认知深度越是加深，人类对自然的敬畏意识就会越加浓厚。简单的背后逻辑是，人并非自然的主宰，而自然恰恰决定着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