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又因其祖籍“昌黎”（今河北昌黎），故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

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柳宗元并称“韩柳”。贞元八年（792年），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

监察御史。后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

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长庆四年（824年）病逝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

又称“韩文公”。宋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著有《韩昌黎集》等。

众所周知，佛教在传入中土后，抓住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壮大的时机与条件，迅速打下广泛的社会基础与思想底蕴。一是

抓住了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残酷现实条件下人们想得到安定而又无法实现，急需心灵上的蔚藉的实际（现在叫心理痛点）。

人们信奉儒家很久了，可是儒家不能给予蔚藉；信奉道家也很久了，道家也不能给予蔚藉。所以要寻找新的蔚藉路径，佛

教传入中土就送来了一种新路径。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大限度地寻找同盟军，便于在新的土壤中发芽、生根、开花、

结果。他们深谙荀子“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

贵天下之本也”（见荀子《富国》篇）之说，强调“不依国主，佛事不兴”（高僧佛图澄之语），把 “圣王”与“佛祖”两顶桂冠

都捧到最高统治者头上，有利于最高统治者从思想上对臣民百姓的控制，使儒家“独尊儒术”一家独大的意识形态格局有了

至少是相辅相成的不同选项（在心理学上有审美疲劳之说，也就是俗话所讲再好的东西天天吃、天天用也会厌倦），所以

有了梁武帝萧衍的儒释道“三教同源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佛教在中土的兴起，恰恰实现了荀子“在朝美政，在野美俗”正

确处理雅俗教化关系的目标，打通了上层统治者与底层群众在信仰上的情感通道，营造一种“你我都是佛天之下芸芸众生

的一员”，有利于凝聚或释放社会情绪，使之成为治理管理的稳压器、减震器。三是佛教在辩证法上的创新，也是吸引受

众的一个重要原因。董仲舒虽然讲“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但并没有完全揭示世间万物与道的关系，只是

把万事万物的源头推归上天。但佛教却在世界的本原问题上却是学习道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提出“青青翠竹，

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高僧道生之语）之论，也就是说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佛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化身，这就

解决了世界的本原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尽管是不符合科学道理的），给人们以灵魂上的归属感。于是程朱理学讲“世间无

非一个理字”；陆王心学就是“心外无物”，这显然都是受佛为世界本原思想的影响或启发。后来伟大的列宁将这个抽象方

法反转，提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他说“物质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知感觉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

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也就是说世间万物的一个共性就是它们的“客观实性”，或者说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客观实

在”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表现。荀子对诸子百家是兼容并蓄，萧衍对儒释道是兼容并蓄，同样对于世界本原、人生终极的

思考更需要兼容并蓄综合创新。

平心而论，韩愈作为一名反佛斗士，在无神论思想上应该与荀子有较多的共同语言，但在儒家道统认定上却把荀子放在

一边，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知道唐朝佛教的盛行给社会治理、思想统一带来诸多挑战甚至是危害，为了应对这种挑战，

唐武宗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给予限制与打击。怎样在思想上抑制或引导佛教，

则成为儒学思想家们的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从韩愈到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都试图担当起这个历史使命。

所以他们要从先秦诸子那里寻找思想武器，因此“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孟子就成了他们的首选。荀子不是不讲“修心养

性”的“内圣”，但总是与“隆礼重法”的“外王”联系在一起，不如孟子那样修养一个强大的内心来的直接。佛教不是讲“明

心见性”吗，不是要从心灵上统摄人们吗？那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优秀传统呢？有。那就是孟子。所以在道统的谱系上

就把荀子排除在外，就有了孟子之于儒学醇而又醇，荀子则是“大醇而小疵。”岂不知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短视，

已经偏离了“内圣”“外王”相统一的正确轨道，也就是偏离了荀子“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

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见荀子《性恶》

篇）的顶层设计。正是这种偏离，唐朝被藩镇割据拖倒，宋朝越打越小，泱泱明朝被区区几十万人的八旗子弟所打垮。

唐儒宋儒对荀子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这种徘徊彷徨也正如韩愈所讲“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见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然韩愈以至宋儒们尊孟抑荀是文化不

自信的表现，但他们所进行的探索与尝试也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遣遗产，可以算得上“失之东篱，得之桑榆”吧。

韩愈在董仲舒 “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基础之上明确提出“性三品”之说，虽然脱胎于荀子“性恶”之说，但

采用简单类比推理的方法得出“性三品”，确有以偏盖全之嫌。因为他所讲的“五行”“七情”只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局部思

考的产物，而不是事实的全部，更不是世界的本原。正是这种以偏盖全的视角也恰恰反映出他对荀学的徘徊彷徨。拿

 “性恶”之说解释世界心有不甘，拿“明心见性”又是心有不忍，所以，他成为“尊孟抑荀”的一个分水岭式的人物。

（兰陵后学焦子栋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