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海涛】荀子“兼”论大义述

作者：姚海涛（青岛城市学院）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作者简介：姚海涛，青岛城市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儒家哲学、荀子哲学研究。主持和参与课题研究10余项，在《周易研究》《江汉学术》《江南大学学报》等期刊和《光明日报》《山东大学报》等报刊公开发表文章40余篇。兼任孔子学堂主讲教师，青岛市城阳区党史地方志工作专家、儒家荀子学园公众号主编等。

荀子“兼”论大义述[①]

[摘  要]经梳理、归纳、研判可见，荀子“兼”论涵摄礼、法、术三大思想维度。其一，理政之“兼”角度言之，可名之为兼覆、仁厚之礼政；其二，权衡之“兼”角度言之，可称之为兼别、权衡之法则；其三，宽容之“兼”角度言之，可曰之为兼人、宽容之术治。荀子将“兼”所可能涵摄的维度升华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将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兼而有之、统而用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战国学术合流之时代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朗显出荀子思想的批判熔铸、建构创造之理论特色。

[关键词]荀子；兼覆之政；兼权之法；兼人三术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一提及思想层面之“兼”论，大家通常会想到墨子“兼爱”说。“兼爱”说可谓墨子全幅学问之底色，是其于先秦诸子中扬名立万的思想根基，是其于百家争鸣中一呼百应的理论特色所在。于是，后世在论及“兼爱”以及与“兼”相关术语、词语、观点时，每每会先入为主地视为墨子之“思想专利”。实则不然。

先秦诸子思想创辟皆有其专业术语。熊公哲曾言，“盖诸子论学，各有其惯用之术语：如墨子之‘兼别’，苏张之‘纵横’，庄子之‘因是’，韩非之‘参伍’，楚辞之‘灵修’，皆术语也。”^[1]16 诸子专业术语如孔子之仁、孟子之仁政、荀子之统类、老子之道、商君之法、申子之术、慎子之势等等皆是。可以说，凡主一家学说者，莫不有其术语。

若将“兼”视为众多汉字中的一个，则书写者人人可采用。若将“兼”视为思想方法中之一种，则思想者人人可接纳。若将“兼”视为哲学理念中之一类，也非仅墨子有之。正如明代黄节《李氏焚书跋》中所言：“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2]280无人能对思想进行“垄断”。墨子虽为“兼”论开创者，但其远非此思想的终结者，甚至其亦未能将“兼”论发展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理论高度。可以说，思想理念层面之“兼”自墨子迄，后并未中绝于思想史，而是连绵不绝、赓续不断。

“兼”字始出现于春秋金文。《墨子》之前的先秦典籍中，“兼”基本未得到重视，更遑论适当诠释与理论挖掘。许慎《说文解字》云，“兼，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3]143兼是会意字，本意为手持两棵禾，而“秉”则是手持一棵禾的样子。由“持二禾”原义，而后引申出众多意思。据王力等编写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兼”有四个意思，分别是“同时进行几件事或具有几样东西”，“兼并、吞并”，“尽，竭尽”，“连词，表示并列。和，与。”^[4]187

“兼”之哲理意蕴的阐发，则要留待后代思想家天才式的拔新领异与翻空出奇了。若研读分析荀子之“兼”，可见其涵摄、蕴示了多重思想维度，构成荀子哲学一重要概念，甚至可成一“兼”论体系，是为“兼”论大义。荀子“兼”论大义，可述为兼覆仁厚之礼政，兼权、兼别、兼利之法则和兼人宽容之术治。

一、兼覆、仁厚之礼政

荀学为礼义之学，包含隆礼、重法与尚术三大维度。^[5]荀子“兼”论隶属其中，是礼义之学的重要环节。“礼”在《荀子》中出现342次。^[6]324如此高频次的复现率在先秦诸子，可称第一。礼学宗主，荀子是也。他接续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礼学。他明确指出，“乐合同，礼别异。”^[7]371礼作为“政之挽也”，其作用主要通过财物、贵贱、多少等来体现，所谓“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7]176易言之，礼主要以“别”的方式，来维护社会差序格局。以往的研究大多重视荀子礼政的此层含义。殊不知，作为礼政之礼，亦有其“兼覆、仁厚”的普遍性一面。礼政之礼，是兼与别的统一，合同与别异的统一。此正是兼覆、仁厚的礼政、王政大义。

（一）王者之政，兼覆无遗：礼政之大纲

王霸之辨是儒法政治路线分水岭。王道政治是包括荀子在内的儒家最高政治理想。从孟子“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到荀子“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可见二子对王道政治的拥护与对霸道政治的拒斥。墨子亦认同王道政治，将“兼”视为圣王之政道：“兼即仁矣，义矣”，“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8]119，“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8]126兼道取法禹、汤、文、武诸圣王曾亲行之之道。若上到王公大人，下到万民百姓，行此圣王之道，则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必达社会和谐稳定的盛世愿景。

王道政治是富民政治，“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保障万民生计是王道之始。荀子关注到了兜底社会保障的问题。《荀子·王制》言，“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才行反时者死无赦。夫是之谓天德，是王者之政也。”“五疾”，杨倞注为“瘖、聋、跛躄、断者、侏儒”。^[7]148《管子·入国》中亦有设“掌养疾”之官以“养疾”之事。其言曰，“所谓养疾者，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躄、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谓养疾。”^[9]367朱长春、俞樾、张文虎、戴望皆以“疾官”为句，其中俞、戴二人皆认“官”为古“馆”字。^[10]252-253“疾官（馆）”，是古代养疾的官办机构。《荀子·王制》所言与《管子·入国》所列之疾病大体相类，所用字句亦相类似。所不同者，《荀子·王制》有“材而事之”“兼覆无遗”二句。此二句意义深矣。一则，有五疾者，医疗全覆盖而无遗漏，做到病有所医；二则，保证患五疾者有饭吃，根据其才能安排合宜工作，以劳动得食。王道政治要让社会底层人士，尤其是残障人士全覆盖而无遗漏，让他们受到照顾，感到温暖。这正与孟子所谓“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11]38之意相合。

有兼爱之心，方有兼爱之政、王者之政。荀子作为稷下学派集大成者，有“兼服天下之心”的表述。王者之政，在得民心。进而言之，得民心的方法在于宽容能让。身尊位高而不傲于人，聪睿通达而不逼仄人，刚毅勇敢而不伤害人，适应所处的各类社会角色，处理好君臣、上下、长幼、贵贱、贤不肖等复杂关系，爱敬无争，心胸宽广得就像天地容留、长养万物一样。王者之政，兼覆无遗，乃礼政最高纲领。

（二）王者之政，如保赤子

王道政治，是民本政治，是保赤子政治，需审之于礼，亦是礼政。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关系之处理，要审之于礼。仁厚兼覆于天下，方能用天地、理万物，最终归于礼义之统。仁智合一的圣人之所以臻于至治境地的原因也不外乎于此。先王之政，如保赤子，正是兼覆之政。所以荀子说，“故先王明礼义以壹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7]188古圣先王以礼义统一百姓言行、忠信爱民、尚贤使能，以爵位等激励措施调动人们积极性，根据时节合理调配劳动、减轻负担，如同保护初生婴儿一样对待百姓。如保赤子式的保民政治是儒家之传统：所谓“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11]146

兼覆之政是赤子之政，亦是仁智之事。仁、智、礼之为政表面看来是三事，实为圣王一事。荀子说，“是故穷则必有名，达则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闵，明达用天地、理万变而不疑，血气和平，志意广大，行义塞于天地之间，仁智之极也。夫是之谓圣人。审之礼也。”^[7]229-230此处“闵”与“疑”字的解读，甚为关键。“闵”，钟泰认为“闵字不可解，疑阂字之讹。”^[12]80钟注固然可通，但失之于无据。又有解为“病”“忧”者，皆不足取。日人久保爱以《韩诗外传》所引为“仁厚兼覆天下而不穷”，正之以“穷”^[13]649。此说杨任之似采之，认为“闵”通“穷”^[14]398。“仁厚兼覆”最终目标是“塞于天地之间”，正是“不穷”之结果。“不穷”与“不疑（凝）”亦相对待。据梁启雄，疑同凝，荀书凝都作疑。凝，凝滞之意。^[15]162将仁爱之心平铺开来，达于天下，通达无碍而无所遗漏，明白清晰地治理天地万物无止境，处理各种事变而不凝滞。心平气和，胸怀宽广，正是仁智之极则。此意已初步具备了将仁爱分施于事事物物的普遍意义。王者之政，如保赤子，这是礼政基本心态。

（三）王者之政，天下国家

兼覆之政，从天下与国家角度，需要由天子、诸侯或君主、臣属各负其责。从诸侯国角度来看，荀子特别重视君、相之用。他说，“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观其盛者也。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7]220君主秉要执本，统领全局，主抓宰相、法制、宗旨。宰相论列百官，以总管、整顿、衡量各级官吏的执行情况。

从天下角度来看，荀子则重视天王（天子）、辟公（诸侯）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对天子称以“天王”，实发前人所未发，体现着荀子尊王道的理论深意。荀子曰，“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7]169《王制》“序官”罗列了详细官员配置，具体包括宰爵、司徒、司马、大师、司空、治田、虞师、乡师、工师、伛巫跛击、治市、司寇、冢宰、辟公、天王，共十五类职位。荀子所构造的兼覆之礼政，全面具体地展现出他对于统一天下格局的政治热望与理论深思。

二、兼权、兼别、兼利之法则

除了兼覆、仁厚之礼政，荀子“兼”论还包含着作为思想方法[②]、行政法则、处事准绳等含义。如学者佐藤将之认为，“荀子将‘兼’概念视为‘帝王之术’的主要方法之一。”^[11]53作为礼法转捩过程中的重要思想家，荀子之“法”除了与“礼”相对的法律之义外，还具有法则、统类等诸多含义。“兼”在此扮演了非同寻常的角色，具有兼权、兼别、兼利之法则意义。

（一）兼与权：权衡之“兼”

权衡是“兼”论应有之义。谈到权，必然要联想到经权关系。儒家经权关系是一大题目，在此不论，仅以荀子所论之“权”立论。需要说明的是，兼别、权衡之道自然处于经权这一儒家特重之关系之中。论到“兼”，人们往往会注意到其所包含的“同时”义所引发的公平与平等义，以及背后所潜藏的普遍意义，而轻视其效率、差别、权衡与变化义。

兼与权正是通过荀子讲到“欲恶取舍之权”时用的“兼权”一词建立起了具体联系。荀子说，“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7]51事物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可爱与可恶有时竟在一线之间，有时又如同硬币之两面。欲恶取舍之权的“兼权”的重要意义凸显出来。其中的利弊得失、荣辱安危以及由此带来取舍、去留的选择，要兼权孰计、深谋谨择，以全面系统、客观辩证之眼光，切忌主观片面、偏于一隅。在兼与权两大原则的指引下，偏伤之患便很难出现。

兼权之权，基本义项是权衡、轻重。《荀子》中的“权衡”一词，表面看来仅出现一次，实则有三次。

其一，《大略》：“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7]479其二，《王霸》：“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7]206其中，“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句，据龙宇纯先生考证，此句“衡上疑当有权字，而今本夺之。”^[16]145-146龙先生后观点有变，认为“以此文衡上夺权字，今知其不然。”^[16]261从杨倞注“礼能正国，譬衡所以辨轻重”云，可知，其所见本当无“权”字。《礼记·经解》“礼之于正国”段抄录《荀子》，杂糅了《王霸》与《礼论》，即作“犹衡之于轻重也”^[17]729，无“权”字。另，《礼论》中有“故绳墨诚陈矣，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矣，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7]347句，所言正是绳墨、衡、规矩，只是出现顺序有所变动，亦无“权”字。综上可知，无“权”字，是也。若从字词对应来看，似“衡”与“轻重”，“绳墨”与“曲直”，“规矩”与“方圆”，不太平衡。当然，“衡”意为秤，此处可引申出权衡之意。其三，《非十二子》：“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7]91其中的“权称”，据梁启雄，亦为“权衡”之义。^[15]61“权衡”，谓礼义也^[18]96。这样，“权衡”与礼义之间的关系打通。

“权”有平衡、均衡之义，“兼”所侧重的是公平、平等的一面。其二字构成的“兼权”，对于人的行动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可名之为“兼权之道”。^[18]53荀子亦曾以“权”喻“道”：“道者，古今之正权也。”^[7]417将“道”视为“正权”，或者说将“权”上升到“道”的高度来认知。此外，他还将人之行为与“权”视为不可分离、相为始终，所谓“人无动而不可以不与权俱”^[7]416，人之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莫不与“权”相联接。兼与权之间的关系是二而一的关系，不可偏废。有兼无权，易流于平均主义；有权无兼，易流于功利主义。这两大偏向皆是荀子所着力批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