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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为什么要写《荀子儒学三字经》-刘志轩
发表时间:【2023/1/31 23:32:35】 浏览次数:789次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为什么要写《荀子儒学三字经》
宋儒王伯厚(王应林)早在一千多件前就写下《三字经》,如今为何又写《荀子儒学三字经》?
下面谈一点我的思考。
一、与时俱进的儒学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鲁国人。在春秋末期创建儒学,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国是周公的封地,遵从周礼。然而孔子的时代是众多诸侯从周王朝分裂出来,各自为政,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 · 八佾》)孔子认为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和殷礼,并在夏

礼和殷礼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建立起来。他向往周公之治,试图复兴周礼,重建社会秩序。他把实行尧舜大道之行,天下

为公的大同理想,恢复西周礼乐文明盛世作为毕生追求。“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孔子创建的儒学在春秋末期蓬勃兴起。

孔子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倡导周礼,但是各诸侯国谁也不愿意抛弃自己的利益去遵从周礼。孔子四处碰壁,崇尚儒学的人

越来越少。初为儒家弟子的墨翟,竟然成为儒学最激烈的反对派。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孟子之儒与荀子之儒影响最大。

孟子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去世,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人,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子大约晚于孔子

100年,此时华夏社会已经从春秋时代进入战国时代。孟子对孔子备极尊崇,他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乃所愿,

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

“仁”和“礼”是孔子儒学的两大支柱。孟子为改变诸侯列国相互残杀的局面,引导社会走向和谐太平,突出孔子“仁”的理论,

倡导人性善。认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基础。孟子认为“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要求统治者维护本身的善性,以仁心“施仁政于民”(《梁惠王》上)。他说"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

可以无敌于天下。

孟子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宣传他的“仁政”主张,前后二十多年。司马迁说,孟子的思想“迂远而阔于事情”。“天

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以,孟子

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其理论无人理睬。孟子哀叹:“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孟

子·滕文公》)

荀子大约生于公元前311年,公元前213年去世,赵人。晚于孟子60余年,此时诸侯之间的战争更加频繁与惨烈。面对诸侯

战乱和儒学衰微的趋势,荀子不与那些堕落的士人同类,也不与违背孔子的“贱儒”、“俗儒”为伍,更不被红极一时的时髦学

术派别所左右。他冷静地分析儒、墨、道、法、杨朱等各派思想的优长和缺陷,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唯孔子开创之儒学可

以拯救天下。

荀子继承孔子学说的另一支柱,特别重视“礼”对于人和社会的价值。

荀子与诸子百家论战,其终极目的在于回答现实问题:社会如何走出战乱?孔子提出的“天下为公”愿景如何实现?社会和谐

太平之路何在?

荀子以敢为异说、勇于创新的精神,超越时代的智慧和勇气,从人在自然世界最初的生存状态而始,寻觅,求索,最终找

到了理想的治世方略,给世人以明晰的回答。

荀子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人之

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荀子认为,人无穷无尽的欲求,无论是大禹还是桀纣,都是一样。没有老师的教导和

法律的约束,只能唯利是图(《荀子·荣辱》)

荀子在人类文化史上第一次大胆地提出了一种“异说”——“人之性恶”(《荀子·性恶》)。 

思孟学派是当时的儒学权威。然而荀子认为,孟子的性善论是对孔子儒学的严重歪曲。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先后批评了

六种学派。在批评前五种学派的时候,荀子讲他们的思想是“欺骗”、“迷惑”世人。在批评孟子的时候,则说孟子是“罪过”。

可见,荀子对思孟学派歪曲孔子思想,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是多么的深恶痛绝。

孟子主张人性善,认为人性的善良是与生俱来的。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想以此引导社会走出战

乱,走向和谐。孟子沿着守善、行善、扬善的路径,教导人要尽心、知性、知天,保守人生来就有的善良。在个人行为上

有善心;在执政方略上行“仁政”;在对待社会问题时“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描绘出一

幅美丽的以仁治国的图画。孟子像一位温和善良的高级画师,发挥超乎常人的想象力,画出人心灵的自然美,呼唤人保护

自然之美。将儒学引入了一条脱离社会实际的空谈,和追求内心自省与外在虚荣的保守主义道路。

而荀子则以人性恶为基础,探求人生、治国和社会愿景。揭示人因欲望而自私的人性缺憾,导致社会混乱。荀子倡导“化性

起伪”,用人为的办法改变恶的本性,引导人性走向善良和崇高。荀子沿着化恶、限恶、惩恶的路径,把利益和权力联系在

一起,将儒学引入一条积极进取的道路。

荀子像一位冷面的外科医生,挥动手术刀刨开人的心脏,让人看到与生俱来的顽疾,提醒人时刻关注这个顽疾,努力铲除

顽疾,走向健康完美的人生。

荀子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对儒学的危害太大了。它听起来很美,却背离了孔子,把儒学引入脱离实际的歧途。孔子从来没

有讲过“人性善”。虽然也没有讲过”人性恶“,但孔子讲过“人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壮年时,血气方刚,戒之在斗。

老年时,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这段话内涵着人之本性的缺憾,可以看作是孔子对人性本质的告诫。

荀子认为,要想让儒学重新兴旺起来,就必须摒弃孟子的性善论,让儒学从孟子引领的错误道路上调转头来。所以,荀子

在稷下学宫尖锐地毫不客气地向孟子公开宣战,揭穿孟子性善论的虚伪性。告诉人类世界,不要被人性善这个虚假的谎言

蒙蔽了眼睛。《性恶》篇就是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战斗宣言。

荀子与孟子关于人性善恶的大辩论,其意义和价值远远超越了时代,这场大辩论开创了一场影响至今的伟大的理论创新

运动。

从世界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荀子提出的人性恶理论其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他揭示出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化性

起伪”。荀子讲“人之性恶”,同时又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人用自己的“知”性去改变人的“恶”性,这就是“伪”。人类就

是经过“化性起伪”,不断用人为的方法改变恶的本性,才一步一步的走向社会文明。所以,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也就是一

部“化性起伪”的历史。

“人之性恶”是荀子发现的一把金钥匙,荀子用这把金钥匙打开了人类社会封闭的大门,解开了人类组成社会的奥秘,创造

性地提出“明分使群”是人类组成社会的基本规律;他又用“人之性恶”这把金钥匙,提出了一个区别于孔子所讲的“礼”的全

新概念,构成了荀子治世理论的核心。

荀子主张人性恶,但他并不把人的欲望都看成是“恶”。他认为,人追求自己可以求得的欲望,是人情之不可避免。对于人

天生的欲望,既不要无端的限制,也不要随意放纵,更不能人为拉平。应该用正确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引导人的欲望向合

理的方向发展。这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荀子创建的不同于孔子的“礼”。

孔子主张的“礼”是恢复周“礼”。所以也可以说孔子的“礼”是复旧的“礼”,是脱离实际的“礼”。
荀子之“礼”体现在国家体制、社会伦理、个人行为的诸多层面。是贴近现实的“礼”,是创新之“礼”。
荀子之“礼”就其要旨,异常简单。
荀子之“礼”的出发点是“养”。“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荀子·王制》)。 一养人欲,二养人性,三养人境。

荀子之“礼”的基本内涵是“分”。 “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区分出差别,使人各得

其所,使欲望有了“度量分界”,无需再去争夺。“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荀子·荣辱》)

荀子之“礼”要达到的目标是“和”。“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达到人与人的

和谐,人与物的和谐,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此乃“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荣辱》)所以,荀子的“礼”,也可以称

为“群居和一之道”的“礼”。

荀子的礼制理论,超越了一个王朝、一个国家的时空,是整个人类社会应当遵循的生存方式。 

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老子·道德经》)老子称赞天道的崇高,

批评人道的卑下。荀子说,他所创建的“礼”,是“断长续短,损有馀,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荀

子·礼论》)                                                                                                                                                                                                                                                                                                                                                                                                                                                                                                                                                                                                                              荀子是要改变人的邪恶本性,增进人的善良品德,使得人世间达到仁爱和敬慕的文明,养成奉行道义的美好品性。所以,荀子倡导的“礼”是“天道”。

荀子既重视礼又重视法。荀子讲,“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荀子·王制》);他又讲,“法者,治之端

也”(《荀子·君道》)。耄耋之年,荀子在他的《成相》篇里简约而经典的总结出人类社会治理的基本方略——“治之经,

礼与刑”。

荀子在与诸子百家论战和儒学内部错误思想的批判中构建了一套全新的儒学体系。

荀子继承孔子儒学,融汇儒、墨、道、法等百家学说之精华,在天道、人道、世道——涵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军事、伦理等诸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建树。

从孔子春秋末期创建儒学,到战国中期孟子继承儒学,到战国末期荀子继承与发展儒学,前后二百多年间出现了三位儒学

大师,代表了儒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三位儒学大师的思想体系各自代表着三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具有各自的独特魅力。

荀子将儒学从远离社会实际的理想主义思考,引入具有全面指导社会实践能力的新阶段,构成了独树一帜的荀子儒学。

荀子儒学为人类社会开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走向和谐太平之路。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儒学,相比之下,荀子的思想体系更贴近今天的社会实际,更接近今天的社会生活。




我们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

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

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

传播出去。

二、“独尊儒术”的实质

秦灭六国,大一统的中国,实行荀子倡导的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汉承秦制,依然实行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汉王朝的统

治者接受秦国短命而亡的教训,多方探索如何使汉王朝长治久安。

长治久安的国策到哪里去找?

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到汉代,墨家几近灭绝;法家理论使秦国短命,不足取;汉初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和刑名之学,

社会依旧混乱不断。从汉高祖刘邦到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历经七十余年的艰难选择,最后,汉武帝

刘彻决计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代被称为“礼制国家”。汉代的礼制从哪里来?司马迁在《史记》中总结汉代的礼乐制度,《史记》记载的汉代《礼书》

和《乐书》,几乎全部抄的是荀子的《礼论》和《乐论》。

汉代实行“礼法并重“、”德主刑辅”的治世方略,这是荀子首创的“治之经、礼与刑”的治世方略。

董仲舒主张推动儒学经学化。《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儒家经典已经被秦始皇“焚书

坑儒”毁灭。儒学“六经”何处去寻?是荀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用生命将“六经”保存下来,在汉代社会口述传扬。荀子的学生

浮丘伯、伏生、毛亨等都是汉代著名传经大儒(清代哲学家、史学家汪中在《荀卿子通论》中说:“自七十子之徒既没, 

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

纵观汉代,从政治体制,到治世方略、礼乐制度、儒学经典传播,诸多方面都是荀子的儒学在起主导作用。

董仲舒尊崇荀子,曾“作书美孙卿”(刘向《孙卿书录》序言:“至汉兴,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董仲舒

质疑孟子的性善论,说“人欲之为情,情非度制不节”(董仲舒对策三)。为了进一步阐释荀子在性恶论基础上提出的“礼法

并重、德主刑辅”的治世方略,董仲舒提出一个“性三品”。他将人性分为三种:一为“圣人之性”, 二为“斗筲之性”, 三

为“中民之性”。 (《春秋繁露·实性》)“圣人之性”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无比崇高,一般人先天不可能有,自然是君王和

圣人的专利;“斗筲之性”无“善质”, 生来就“恶”,教化无用,只能采用刑罚惩治。“中民之性”是万民之性。他们“有善质

而未能善”,必须通过“王者教化”才能成善。董仲舒的“性三品”理论,回避了“性恶论”的锋芒,为君王行使“王者教化”构建

了理论基础。

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董仲舒将孔子的“唯天子受命于天”(《礼记·表记》)和佛教、阴阳五行说融合一体,提出“天子

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董仲舒《春秋繁露》),为封建帝王执政的合法性构建了理论根据。

董仲舒向汉武帝的建议,改变了儒学的命运,提升了儒家的政治地位,使得儒学进入了社会制度,完成了荀子所希冀的让

儒学从理想主义到指导社会实践的转换。尽管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吸取了阴阳五行和"黄老"等诸子百家思想,

但是,荀子儒学是董仲舒新儒学理论的基础。而主张心性修养的思孟学派,则几乎被忽略。

所以,在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东汉哲学家王充的《论衡》、北齐文学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唐初史官

李延寿的《北史》等颇有社会影响的著作里,凡谈及孔、孟、荀,都是先荀后孟。可见在汉唐时代的一千多年间,荀子的

社会地位是超过孟子的。

实事求是地观察历史,汉代所尊崇的“儒“,既不是春秋末期孔子倡导的“吾从周”“克己复礼”之儒,也非战国中期孟子倡导的

守善心、行仁政之儒,而是战国末期荀子对孔子儒学改造和提升之后的荀子之儒;汉代所奉行的“道”,既非春秋的孔子之道,也非战国中期的孟子之道,更非后来的“孔孟之道”,而是“孔荀之道”。汉代没有“孔孟之道” 与“孔荀之道”两个概念。但汉

代所尊崇的“儒道”, 实质上是“孔荀之道”。 

西汉文学家、经学家刘向把在世间流传的荀子300多篇著作整理编选出32篇,刊印成为《孙卿新书》。称赞荀子“如人君能

用孙卿,庶几乎王!”(《孙卿新书叙录》)唐代中叶的经学家杨倞,把刘向编定的《孙卿新书》改名为《荀子》刊印发

行,称荀子为:“真名士之士,王者之师”(杨倞《荀子序》)。刘向和杨倞相距七百年,分别在汉代和唐代将荀子的著作

刊印,并且极度赞扬。这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喜好,当看作是社会思潮的实证。

所以,汉武帝“独尊”之“儒术”,并不是孔孟复古的儒术,而是荀子创新的儒术。不是孔孟理想主义之儒术,而是荀子指导

社会实践的儒术。纵观秦汉唐的一千多年间,荀子儒学、“孔荀之道”应该是儒学之主流。

三、道统论对荀子的贬责

唐末思想家韩愈提出了一个儒家的道统谱系,"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及其传焉"(《原道》)。"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

书书》)。

儒学道统指的是儒学学术思想传承的脉络和系统。韩愈把战国前的儒学道统停止在孟子,战国之后的儒学道统从他开始。

把汉代独尊的儒学排斥在儒家道统之外,也就是说,韩愈否认指导汉代社会繁荣发展所独尊之儒术是孔孟儒学之正宗。

也就是孔孟之后的数百年再无儒学,到韩愈才有了儒学道统的正宗。

到宋代,这种宗派主义的邪说愈演愈烈。理学家程颐、苏轼、朱熹等人在韩愈批评荀子之后,更进一步贬责荀子。韩愈

说“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韩愈《读荀》)宋代的理学家认为荀子“悖于圣人”(《河南程氏遗书》卷

十二),“喜为异说”(苏轼《荀卿论》),“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对荀子口诛笔伐,

气氛之浓烈到了“今世遂不复知有荀氏”的地步(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

自此,荀子的命运急转之下,人不能入孔庙,文不能进讲堂,一直延续至明清。荀子被扼杀长达八百年之久。

汉唐时代推崇的孔荀之道,是儒学与社会实际结合,造就中华盛世的最佳表现,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汉唐时期,

儒学已经超出中国范围,向东南亚和东北亚辐射,形成"儒教文化圈"。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封建统治者无视历史,决心铲除支持汉唐社会繁荣的孔荀之道,推崇孔孟之道,完全是为了他们的政治需要。

所以,贬谪荀子,是封建统治者一手制造的的历时最久、涉及面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桩大冤案。时值

今日,必须拨乱反正,认真清算。这是正确认识历史的需要,也是当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

如何清算,这桩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大冤案如何深入剖析,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历史的启示是什么,这是

历史学家应当认真研讨的课题。我不是史学家,只能谈点浅见。

第一、扼杀荀子,并不是几个学者的简单“误读”,而是适应封建统治者政治需要的剪除。

封建统治者不喜欢荀子的性恶论,更不喜欢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性恶论把统治者和普通百姓的初始人格放在同一水

平线上,让他们愤怒;“明于天人之分”否定了“君命天授”,抽掉了君王执政的合法性。荀子的这两条理论是封建统治者

不可容忍的“歪理邪说”。所以,汉文帝在设立博士的时候,给孔子、孟子都设置了专职讲授博士,唯独不设置专职讲授

荀子的博士,其内因不言自明。不过碍于当时荀子在社会上影响巨大,荀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众多,不便将荀子扼杀。

到宋代,荀子已去世一千多年,荀子的影响力渐行渐远,一直耿耿于怀的儒学卫道士于此时扬起屠刀,向荀子和荀子

儒学肆虐砍伐,这是卫道者与封建统治者蓄谋已久的政治行为,绝非简单的“误读”。

第二、扼杀荀子儒学,将“性善论”定为儒学的正统人性观,成为封建统治行使愚民政策和奴化统治的理论基础。封建

统治者以道德至尊威行天下,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随着程朱理学之泛滥与荀子思想被湮没,儒家文化失去了阳刚和血性,中国社会进入“存天理、灭人欲“,“以理杀人”的

严酷的封建专制主义时代。

主张性善论的孟子升格为“亚圣”,名列孔子之后。《孟子》一书也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法定为

青年学子必读之教科书。从此,儒学由“五经“体系转换为“四书”体系。并从此有了“孔孟之道”之说。(首见于北宋胡宏

(?—1155)《知言》卷三:“释氏窥见心体,故言为无不周遍。然未知止于其所,故外伦理而妄行,不足与言孔孟之道

也。”浙江人民出版社影印《百子全书》2册3卷2页)

第三,扼杀荀子儒学,贻误了中国历史的社会进程。

扼杀荀子儒学,是儒学保守主义的胜利。是闭锁击败了进取、保守击败了创新、空想击败了实践。宋代之前,荀子的

著作《孙卿新书》、《荀子》与《孟子》一并流传。社会思想是“人性恶”与“人性善”两种声音。宋代之后,荀子的著作

绝迹,社会只有“人性善”一种声音。荀子具有平等、民主、法制精神的性恶论被抹杀。

孔孟儒学主张“述而不作”。老师只按照经典照本宣科,不去创新,也不允许创新。荀子则既讲经典,又作创新。思孟学

派的卫道士把荀子儒学开放进取包容的文化精神扼杀,同时也扼杀了中华文化的创新精神。这是儒学的悲哀,也是中国

文化的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哀。

在愚民政策奴化统治下,社会思想失去了开放与宽松,呈现为封闭、停滞的状态。人性善塑造着中国的国民性。虚伪、

自大、封闭、守旧,成为宋、明、清时代中国人的典型。“三纲”“五常”成为封建统治者禁锢人们言行的桎梏。男人被关

在书斋里死背八股文,女人的脚越裹越小。社会犹如一潭死水。掩盖愚昧,拒绝创新,延误了中国走向法制社会的进程。

宋儒王伯厚(王应林)的《三字经》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诞生。王伯厚(王应林)写的《三字经》开篇第一句就

是“人之初,性本善”,为孟子儒学唱赞歌。其中心也在于传扬理学家们的儒学道统,序列出数千年中国文化名人,唯独

没有荀子。所以,总体来看《三字经》是孔孟之道的产物,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

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如今倡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中优秀与糟粕并存,弘扬传统文化之时往往忽视了“优秀”二字。似乎一切传统

的都是优秀的。传统文化非常丰富,如何区分优秀传统文化与糟粕传统文化是我们必须慎重选择、思考的问题。

我们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信奉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反复强调,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是马克思

主义,我们共产党观察历史的基本方法是唯物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

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明确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统一于物质、

物质决定意识”原理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进行决策部署的哲学基础。

善良,是人类共同赞赏的优秀品格。这种优秀品格从哪里来?孟子说,“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

告子上)荀子说“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荀子·荣辱》)人类是经过“化性起伪”,不断用人为的方法

改变恶的本性,才一步一步走向社会文明。

唯物主义主张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而唯心主义主张意识是世界的本原,

意识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意识决定物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最根本区别是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唯心

主义认为是意识决定物质。人是物质,“善”“恶”是意识,二者谁先谁后、谁决定谁?性善论认为生在后,道在先,意识

决定物质;性恶论主张生在先,道在后,物质决定意识。讲人性恶是物质决定意识,讲人性善是意识决定物质。共产党人

是唯物主义者,决不能把接班人培养成唯心主义者。

毛主席说过“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毛主席与胡志明的谈话》)

《三字经》是中国古代的儿童启蒙读物,知名度极高。古代儿童大都是通过背诵《三字经》来识字知理。《三字经》用

简洁通俗的白话讲出封建主义的哲理,宣传孔孟之道,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用《三字经》作为儿童的启蒙读物,培养出

的是唯心主义的接班人。

鲁迅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怀着一颗救国救民之心,弃医从文,写小说批判封建与半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写的一个遵从孔孟之道的典型人物。孔乙己一生遵守孔孟之道,精神上迂腐不堪,生活上四体不勤,

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戏谑中混度时日,还甚是清高,从不与平常百姓为伍。

鲁迅写孔乙己的目的在于拯救青年一代,不能让他们再走孔乙己的老路。

鲁迅的另一篇小说《祝福》写祥林嫂是一个被践踏、遭迫害、受鄙视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所吞噬的人物。鲁迅通过

祥林嫂的形象,痛斥封建礼教害人、吃人,虽然一生勤劳、善良、质朴、顽强却不能生存。

我们今天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儿女培养成新时代的孔乙己,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亲朋成为新时代的祥林嫂。

毛泽东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

地位时,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给与老百姓的思想时,就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

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儒学传统,一种是封建帝王推崇的孔孟之道儒学,一种是封建帝王厌恶的孔荀之道儒学。孔孟之道、

孔荀之道,都是传统文化,哪个优秀?孔荀之道,盛行于汉唐,汉唐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最富强、最光辉的一页。孔孟

之道盛行的宋、明、清,一代比一代腐败、衰落。历史已经作出了公平的结论。

封建统治者之所以推崇孔孟之道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为巩固封建统治,行“礼”治,复“周礼”,让百姓老老实实,循规

蹈矩、做奴才。孟子倡导所谓“仁政”,不过是对统治者提出的不切实际的祈望,在封建社会里从来没有成为事实。

    总之,孔孟之道是复旧的、保守的、封闭的、脱离实际的儒学;孔荀之道是创新的、进取的、开放的、指导社会实践

的儒学。我们共产党人学习传统不是复古,我们不能再用封建帝王推崇的颂扬唯心主义的《三字经》做孩子的启蒙读物。

应当用弘扬孔荀之道的《荀子儒学三字经》作为孩子的启蒙读物。


这就是我写《荀子儒学三字经》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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