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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论修身解蔽不苟的治心养心说一-梁涛
发表时间:【2020/10/21 10:21:41】 浏览次数:90次

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论修身解蔽不苟的治心养心说一-梁涛

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学者支持计划“新出土文献与早期儒学”(10XNJ028)前期成果。]*

——论《修身》《解蔽》《不苟》的治心、养心说

梁 涛

【摘要】荀子一生可分为居赵、游齐、退居兰陵三个阶段,其人性论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荀子》各篇是在不同时期完成的,记录的是荀子不同时期的看法。根据内容及完成时间的不同,荀子讨论人性论的文字可分为四组,其中《修身》《解蔽》《不苟》为一组,它们不是完成于同一时期,时间跨度较长,但都是讨论养心或治心问题,构成荀子人性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解蔽》提出“思仁”,《不苟》提出“养心莫善于诚”,皆受到思孟之学的影响,说明荀子后期自觉向思孟回归,但这种回归并非殊途同归,而是保持着高度的理论自觉,是在吸收、借鉴思孟思想的同时,试图建构不同于思孟、更为完备的人性论学说,只是这一工作并没有真正得以完成。但荀子提出的理论问题,则应成为重新思考、检讨乃至重建儒家人性论时,需要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荀子 人性论 治心 养心 《不苟》 诚

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论修身解蔽不苟的治心养心说一-梁涛


一、“意志修”与“知虑明”

人性论是荀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偏向:一是将荀子人性论简单理解为性恶,并以性恶来认识、评价荀子的思想。二是否认性恶与荀子的关系,试图对荀子人性论做出重新理解和概括。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荀子》各篇关于人性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分歧和差异,而这与荀子的生平以及《荀子》的成书有一定关系。据《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荀子五十岁以前主要活动于赵国,[ 关于荀子“始游学于齐”,学术界有“年五十”和“年十五”之争,后者的根据为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笔者认为荀子“游齐”应为“年五十”,而非“年十五”,胡适、罗根泽、蒋伯潜、龙宇纯、廖名春等对此已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展开。]是在赵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而赵所属的三晋乃法家的发源地,有尊崇法家思想的传统,战国法家代表人物慎到即赵国人,荀子长期生活于此,不能不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在齐湣王执政末期来到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齐国,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当时稷下主要流行的是黄老道家思想,《荀子》书中一些明显受到黄老思想影响的作品,可能就完成于这一时期。晚年则退居兰陵,“春申君以为兰陵令”。兰陵当时虽属于楚国,但历史上则是鲁国的封地,故荀子晚年又受到鲁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因此,荀子与历史上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其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其观点存在分歧、变化,有思想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是十分正常的。另外,《荀子》一书与《论语》《孟子》不同,《论语》《孟子》为记言体,是对孔子、孟子生前言行的记录,其成书分别是在孔子去世之后和孟子晚年,是由孔子弟子或孟子与其弟子共同编订。而《荀子》则主要为议论体,各篇往往是主题明确、内容相对完整的论文,这些文字显然不是在一个时期集中完成的,而是写作于不同时期,有些开始甚至是作为单篇流传的,荀子去世后由其弟子搜集、编订成书。因此,讨论荀子的思想就不能采取一种静态的、非此即彼的认识方法,而应有一种历史的眼光,从动态的发展中揭示其思想的轨迹,把握荀子人性论的基本主张和特质,并对其思想发展变化的原因做出分析和说明。而做到这一点,就首先要对《荀子》相关篇章的写作年代做出考订和说明。

关于《荀子》各篇的写作年代,已有学者做过考证,但在具体结论上存在一定分歧。[ (日)金谷治:《〈荀子〉の文献学的研究》,《日本学士院纪要》1950年,第9卷第1号。里西:《〈荀子〉书重要篇章的写作年代考证》,《哲学研究》1990年增刊。廖名春:《荀子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5~62页。]就本文的讨论而言,我们将所涉及人性问题的篇章根据年代分为四组。其中,《富国》和《荣辱》为一组,应完成于“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之前,其特点是提出情性-知性说,反映的是荀子前期的人性论主张。《礼论》《正名》《性恶》为一组,《王制》《非相》为另一组,两组文献应该都完成于五十岁游齐之后,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礼论》等篇提出性-伪说,《王制》《非相》则提出了情性-义/辨说,二者均属于荀子中期的思想。《修身》《解蔽》《不苟》为另一组,该组文字可能不是完成于同一时期,而是时间跨度较长,但都是讨论养心或治心问题,构成荀子人性论的一个重要内容。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修身》《解蔽》《不苟》的治心、养心说,其余三组文献则另文讨论。

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论修身解蔽不苟的治心养心说一-梁涛


从内容来看,荀子人性论经历了从情性-知性说到性-伪说,再到情性-义/辨说的发展过程,不过其情性一面虽然也有变化,但一般而言相对稳定,其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心的认识和理解之上。不过荀子人性论虽然主要围绕心展开,但仍有一问题尚待解释和说明,即心虽然可知,能伪,有义、有辨,但现实中的人为何又有不同的表现,有文武与桀纣、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呢?而这一问题其实在荀子讨论人性问题之初便已涉及到了。如《富国》就提到“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的问题,道指态度和方法;知,通智。人们有相同的欲求,但实现欲求的态度、方法和智慧则是不同的。所以“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由于选择、判断的不同,故有知、愚的差别。《荣辱》虽然肯定君子、小人“材性知能”是“一”,“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同”,但又认为“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具体讲,“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而“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也”。可见,君子、小人的差别不在于知能,而在于态度和方法,一个坚持忠信,一个选择伪诈,尽管其目的都是“欲人之信己”、“亲己”。后《大略》也说“小人不诚于内而求之于外”,小人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内在的诚,不是以诚而是以伪诈想达到其目的。这样,荀子便涉及到人的现实表现中“异道”、“异知”的问题,如果说“异知”属于智性,可以从见闻的广博、浅陋加以解释和说明的话,那么“异道”则显然是意志的问题,只能归于个人的选择了,而意志的塑造、培养同样是儒家人性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荀子由于其情性、知性并重,持性恶、心善说,[ 参见拙文:《荀子人性论辨正——论〈荀子·性恶〉的性恶、心善说》,《哲学研究》2015年5期。]故在向下堕失的性和向上提升的心之间,意志实际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非相》称:“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即心术,指用心的态度和方法。“心不胜术”说明心并不会必然趋向善,而是需要“术正而心顺之”,也就是“心术善”,才可以“无害为君子也”。相反,若是“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可见,决定成为君子还是小人的,不只是心,还包括心术。虽然荀子没有说明心术具体所指,但结合荀子的思想,“心术善”显然应该包括忠信或诚了,而“心术恶”则包括伪诈或不诚,而心术善与不善实际是意志的抉择。故“术不胜心”典型地反映了荀子心的特点,心还需要术也就是意志的选择,才能保证其趋向善。又,《性恶》虽然肯定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但又认为现实往往并非如此,而是“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可以”是可能性,“不肯”则是主观愿望,是个人意志的选择。“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同上)“可以相为也”是说人既可以成为君子,也可以成为小人,具有选择的可能性,但“不可使也”则说明这种选择是个人性的,是他人无法强迫的。故荀子除强调圣王、师法的作用外,也十分重视意志的塑造和培养,《劝学》提出“无冥冥(注:深远貌)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注:专心貌)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天论》则主张要“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志意修”应该就是《王霸》的“诚义乎志意”,使志意诚于义,这样才能做到《儒效》所说的“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因此与孟子一样,荀子的心也需要经过“志意修”或“诚义乎志意”才能保证其选择或趋向善。只不过荀子的心乃道德智虑心,虽然能知,有义、有辨,但不像孟子的道德本心可以直接引发道德行为,而是首先需要向外学习、积累,进而化性起伪,积善成德,因而存在着如何使“心之所可中理”或“知道”的问题。前引《天论》在“志意修”后,又说到“知虑明”,如果说志意修是诚意的功夫的话,那么知虑明就是正心的方法了,即使心明觉通达,解除蔽障,以中理或知道。故荀子的特殊之处在于,不仅要求志意修,还强调知虑明,二者共同构成其治心或养心的内容。

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论修身解蔽不苟的治心养心说一-梁涛


荀子关于治心或养心的内容散见于书中多篇,但主要集中反映在《修身》《解蔽》《不苟》三篇之中。就这三篇而言,其写作可能不在同一个时期,其中《修身》年代不可详考,可能是荀子前期在赵国时的作品,也可能完成于“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之时。《解蔽》学术界一般认为是荀子为稷下学宫祭酒时的作品。[ 见廖名春:《荀子新探》,第61~62页。]从内容看,《修身》多道德说教而少理论思辨,尤其重视师法的作用,认为“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似还没有受到思孟之学的影响,其主张以礼养心,应该是其前期礼治思想的延续,一些表述存在含混、不明确的地方;《解蔽》则受到稷下黄老道家和子思的影响,其“治心之道”包含了以仁治心的思想,理论思维要明显高于《修身》,故应晚于《修身》。至于《不苟》,则应是荀子晚年退居兰陵时的作品(详后)。故从《修身》到《不苟》时间跨度较长,涉及荀子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其与前面三组文献,也没有绝对的先后关系,而是同时并存、共同发展,构成荀子人性论的另一层面。在内容上,以上三篇对治心或养心的理解也并不完全相同,存在着从以礼养心到以仁治心,再到以诚养心的变化,反映了荀子对这一问题认识上的不断深化。特别是《不苟》篇,明显受到思孟之学的影响,与前面三组文献的思想存在较大反差,从思想的发展来看,它应是荀子思想的“突变”;从发展的逻辑来看,则可能是荀子思想的晚年定论了。下面将根据时间的顺序对《修身》等三篇的思想做出考察,以揭示荀子人性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治心或养心思想。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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