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去世之后，儒学一分为八。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

氏之儒。其中思孟学派（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和荀子学派（孙氏之儒）社会影响最大。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荀子的学生李斯将老师的思想引入国家制度建设，通过与守旧儒士们的激烈辩论，完成了以中央集权制

取代殷周分封制的制度性变革。但是，李斯违背荀子的治世理念，所行的治世方略不是“隆礼重法”，而是“严刑峻法”，造成

民怨沸腾，使得大秦帝国短命而亡。

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到汉代，墨家几近灭绝；法家理论使秦国短命，不足取；汉初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和刑名之学，

社会依旧混乱不断。长治久安的国策到哪里去找？从汉高祖刘邦到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历经七十余

年的艰难选择，最后，汉武帝刘彻决计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代被称为“礼制国家”。汉代的礼制从哪里来？司马迁在《史记》中总结汉代的礼乐制度，他记载的汉代《礼书》和

《乐书》，几乎全部抄的是荀子的《礼论》和《乐论》。

董仲舒主张推动儒学经学化。《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儒家经典，已经被秦始皇“焚书坑儒”

毁灭。儒学“六经”何处去寻？是荀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用生命将“六经”保存下来，在汉代社会口述传扬。荀子的学生浮丘伯、

伏生、毛亨等都是汉代著名传经大儒（清代哲学家、史学家汪中在《荀卿子通论》中说：“自七十子之徒既没， 汉诸儒未兴，

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

董仲舒尊崇荀子，曾“作书美孙卿”（刘向《孙卿书录》序言：“至汉兴，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他质疑孟子

的性善论，说“人欲之为情，情非度制不节”（董仲舒对策三）。为了进一步阐释荀子在性恶论基础上提出的“礼法并重、德主

刑辅”的治世方略，董仲舒提出一个“性三品”说。他将人性分为三种：一为“圣人之性”， 二为“斗筲之性”， 三为“中民之性”。 

（《春秋繁露·实性》）“圣人之性”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无比崇高，一般人先天不可能有，自然是君王和圣人的专利；“斗筲

之性”无“善质”， 生来就“恶”，教化无用，只能采用刑罚惩治。“中民之性”是万民之性。他们“有善质而未能善”，必须通过“王

者教化”才能成善。董仲舒的“性三品”理论，回避了“性恶论”的锋芒，为君王行使“王者教化”构建了理论基础。

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董仲舒将孔子的“唯天子受命于天”（《礼记·表记》）和佛教、阴阳五行说融合一体，提出“天子受

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董仲舒《春秋繁露》），为封建帝王执政的合法性构建了理论根据。

董仲舒向汉武帝的建议，改变了儒学的命运，提升了儒家的政治地位，使得儒学进入了社会制度，完成了荀子所希冀的让

儒学从理想主义到指导社会实践的转换。尽管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吸取了阴阳五行和"黄老"等诸子百家思

想，但是，荀子儒学是董仲舒新儒学理论的基础。而主张心性修养的思孟学派，则几乎被忽略。

所以，在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东汉哲学家王充的《论衡》、北齐文学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唐初史官李

延寿的《北史》等颇有社会影响的著作里，凡谈及孔、孟、荀，都是先荀后孟。可见在汉唐时代的一千多年间，荀子的社

会地位是超过孟子的。

实事求是地观察历史，汉代所尊崇的“儒“，既不是春秋时代孔子倡导的“克己复礼”之儒，也非战国中期孟子倡导的守善心、

行仁政之儒，而是战国末期荀子对孔子儒学改造和提升之后的荀子之儒；汉代所奉行的“道”，既非春秋的孔子之道，也非战

国中期的孟子之道，更非后来的“孔孟之道”，而是“孔荀之道”。汉代没有“孔孟之道” 与“孔荀之道“这两个概念。但汉代所尊

崇的“儒道”， 实质上是“孔荀之道”。 

西汉文学家、经学家刘向把在世间流传的荀子300多篇著作整理编选出32篇，刊印成为《孙卿新书》。称赞荀子“如人君能

用孙卿，庶几乎王！”（《孙卿新书叙录》）唐代中叶的经学家杨倞，把刘向编定的《孙卿新书》改名为《荀子》刊印发行，

称荀子为：“真名士之士，王者之师”（杨倞《荀子序》）。刘向和杨倞相距七百年，分别在汉代和唐代将荀子的著作刊印，

并且极度赞扬。这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喜好，当看作是社会思潮的实证。

所以，总观秦汉唐的一千多年，荀子儒学、“孔荀之道”应该是儒学之主流。所以，汉代独尊儒术，所尊崇的儒术，正确答案

应该是荀子儒学。荀子儒学是汉唐盛世的理论基础。

但是，历史的发展就像大海里的航船，航向随风云变换而变换，常常有出人意料的逆转。所以，上面的“正确”答案，也可以

变为“错误”的答案。所为何来？且看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