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墨之争背景下的“兼”论审视：孟荀的不同处理策略
（一）孟子对墨家的担忧与抨击
若将视角置诸儒墨之争甚至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之中来审视，荀子“兼”论的理论批判与超越意味就更浓烈了。据《孟子·滕文公下》所言，“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13]377孟子所处之战国中期，儒家在百家争鸣中并不占优势，当时杨、墨之学才是颉颃齐飞的显学。杨、墨之学据孟子言：“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13]377杨、墨的标志性学说分别是为我与兼爱。
如果说杨朱的“为我”达到了个人主义的极致，墨子“兼爱”则达到了集体主义的顶峰。势同水火的两派对当时学界的吸引力竟达到了平分秋色的程度。孟子对杨、墨异端作出了无君、无父的理论评价后，将之俱归于禽兽之道。孟子还不无忧虑地提到，当时思想界的流动情况是：“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13]825赵佑《温故录》云：“此节乃孟子自明我今之所以与杨墨辩者，有如追放豚然，惟恐其不归也。”[13]826学者往往在逃离墨家、杨朱一派道家之后，才会归于儒家。在学者的向心力方面，儒家仅居于墨家、杨朱派之后，属第三序列。这样的归属路径与学界位置，让孟子满心忧虑。
在孟子等儒家人物的不断努力下，到了战国末期，争鸣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据《韩非子·五蠹》云：“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21]443再据《韩非子·显学》云：“世之显学，儒、墨也。……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後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21]453-454
如《韩非子》一书记载，战国末期思想界“不归杨，则归墨”的局面被儒墨之争所取代，杨朱一派衰落，儒家地位上升。墨家学派之所以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是，其与儒家思想方面的亲缘与渊源关系：“皆称先王兼爱天下”，“俱道尧、舜”。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其代表性学说“兼爱”在彼时乱世有着浸润、鼓舞人心的宗教性作用。如此看来，墨家学说仍然风靡，孟子的担心并未解除，纯粹的批判式解构、一味的情绪化抵制已然不能奏效。
（二）荀子对墨子“兼爱”的柔性解构
荀子是儒家，重视血缘亲情纽带作用，重视君臣上下分别，当然不可能接受墨家一视同仁的“兼爱”之“爱”。于是，他另辟蹊径，对“兼爱”进行了别样的“围剿”。一方面，对墨子天志、明鬼、非乐、节葬等学说进行无情而强硬的指摘，可称为刚性批判；另一方面，对墨子“兼爱”说进行了隐性批判，可称之为柔性解构。
柔性解构表现之一，荀子将“兼爱”之“兼”，以同情之了解并进行了扩大化解释与哲理性运用，使其成为一种方法论。仅从“兼”字使用数量来看，墨子当仁不让地成为先秦诸子中最多者。其使用虽多，但其所论及者基本是“兼爱”之义。兼爱之说为墨子核心观点，固然有强调之必要，但亦可以看出，墨子论“兼”维度较为单一，远未及荀子论“兼”所达之广度与深度。在先秦诸子中，荀子论“兼”字在数量上仅次于墨子，而远超他人。荀子论“兼”较为集中且系统，将“兼”置于整个先秦学术史的角度加以运用、架构，集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与认知哲学于一体，兼顾到了本体与方法、德性与知识等诸多层面，具有系统建构与思想贯通的特点。易言之，荀子“兼”论是在墨子兼爱说、儒家中庸说等的基础上，进行批判熔铸之后，以一种十分巧妙的方式创造而出的新“兼”论。
比如荀子兼权之道强调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因事变应。即便在丧礼中亦有兼权之道。荀子认为，“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故文饰、粗恶，声乐、哭泣，恬愉、忧戚，是反也，然而礼兼而用之，时举而代御。”[15]353此处的“礼”为丧礼，其中的损益兼用是为了平衡贤与不肖者的哀情，是“称情而立文”，是为了平衡生者与死者，使既不致于“隘慑伤生”，又不至于沦为禽兽。
荀子指出，兼制天下对于统治者是一种考验。如春秋首霸齐桓公有天下之大知、大决、大节，因而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荀子说：“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15]284此正所谓，打天下易，守天下难。此处“凝”有凝聚、巩固、稳定义。荀子列举了齐国兼并宋国、燕国兼并齐国、赵国兼并上党而不能“凝之”的历史事实，说明兼并一国不难，难的是守住民心。倘若能“得之则凝”，则“兼并无强”。兼人之国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能够凝聚民心。
荀子“兼”论已经成为一种方法论，下可与百姓日用之礼相联，上可与统治者治理天下、凝聚民心相涉，成为一种上下贯通、形式灵活、方法多样、运用广泛的新“兼”论。
柔性解构表现之二，荀子不再回避“兼爱”一词，在思想中直接引而用之。孟子出于对墨家的忌讳，虽有“兼所爱”“兼所养”的讲法，但对其“兼爱”这一词汇始终讳莫如深，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以与其保持距离。荀子的理论心胸更加豁达，不再回避作为墨子学说专用名词的“兼爱”，采用更加超越的态度，直接用之以表述自身思想。如《富国》篇“兼而爱之”，《成相》篇“泛利兼爱德施均”，均是此例。
如此，墨子“兼爱”中的合理性因素被借鉴而用之，不仅视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则，也化为了社会治理层面的方法，且主要是将其从国家、社会治理层面进行运用，极大地减少了血缘家族方面可能与仁爱带来的冲撞。为了更加顺适地实现这一点，荀子虽然与孔孟一样讲仁爱，但其重点已经转向了社会层面的兼爱。若如墨子一样只讲“兼爱”固然温暖，但终与现实相隔悬远。荀子以兼覆、仁厚之礼政以实现全面管理，将墨子“兼爱”说之一义而扩充为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权之、兼而制之、兼而利之等多义，使之更为理性、全面、系统，也更具可操作性的制度化意义。
柔性解构表现之三，荀子并未像孟子那样针锋相对地批判墨子“兼爱”之说，仅在《非十二子》中以“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等语概括批判之，而将理论批判的“火力”集中于墨家的其他学术、政治观点。如墨子所谓的天志、明鬼在荀子《天论》天人相分的思想中被驳斥的无处落脚。墨子非乐的思想在《乐论》中以多处“先王立乐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进行了正面驳斥。至于节葬，在《正论》中对“太古薄葬，棺厚三寸”的世俗之说进行了侧面反驳，在《礼论》中对丧礼进行的大量细致的记录与描述则从实际上，对墨子节葬之说进行了打击。如此一来，墨子成为荀子思想体系中处处被动挨打的“游魂”，失去了依托与止泊处。
荀子以正面驳斥与侧面反驳相结合的方式，以刚性批判与柔性解构的方法对墨家进行的反击，既体现出了荀子的学术策略，也彰显出其思想自信，以差等与兼爱间的平衡，隐性化解了二者可能的紧张，体现出了荀子先秦思想集大成者的理论担当与思想创造。
结语
综上，从荀子“兼”论述源可见，其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已然达到了包括墨子在内的先秦诸子所不曾到达的高度，具备了相当丰富而完善的思想内容。作为战国学术思想合流的重要担纲者，荀子“兼”论汲取了墨家“兼爱”学说，熔铸了儒家中庸、仁爱、礼义、权变等思想，并将儒墨各家之说融会贯通、冶为一炉，更加之以独特的理论思考与创造，终成包蕴丰厚、综合创新而又独具特色的新“兼”论。因此，提到“兼”这一概念，不仅应当想到墨子与墨家，也当想到荀子与儒家。
注释：
①作者曾撰《荀子“兼”论大义述》一文，将荀子“兼”论概括为一个思想体系，涵盖“兼覆、仁厚之礼政”，“权、兼别、兼利之法则”，“兼人、宽容之术治”三大层面。现从思想史文本的脉络中思考荀子“兼”论的思想渊源，而成此《荀子“兼”论思想述源》，恰似“前传”。此二文可谓姊妹篇，合观可也。
②需要注意的是，中庸之道是儒家乃至中国文化长久以来的思想传统，其并不以《中庸》的成书始成立。《中庸》一文正是对儒家中庸之道的描摹，是中庸思想高度发展的结晶。《中庸》与《荀子》的时间先后与思想联系，学者多有探讨。从时间上来看，《中庸》后于《荀子》；从思想关联来看，《荀子》影响到了《中庸》。具体可参见：1.佐藤将之.《荀子》与《中庸》：荀子思想对宋学影响的一形态[C].朱子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0（1）：577-593。2.梁涛.荀子与《中庸》[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5)：73-7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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