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深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秦朝短命好像不只是不施仁义那么简单。
       如果对秦从强大到统一再到灭亡的这段历史稍加检视，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是秦国而非其他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并非偶然，而是有深刻的必然性。这个历史必然性源于哪里？源于秦国国家强大到足以吞并六国。秦国为什么强大？因为商鞅变法催生的一系列秦国政策的变化（关于商鞅的政治思想，日后另作文详述）。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从某种程度上说，商鞅变法与不施仁义是孪生双胞胎，认可商鞅主张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背离了仁义道路。
 很多人贬斥秦国统治如何高压，秦国军队如何残暴，但试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如果没有如此高压的政策将全国上下拧成一股一致对外，如果没有如此残暴的秦国军队在外征伐，秦国怎么会有统一六国的实力？更何况，说秦国军队残暴的都是秦的敌对势力，如果从秦国视角来看，外人眼中的残暴正好证明了我大秦军队战无不克，攻无不胜，所向披靡。也就是说，这些所谓不施仁义的政策和军队，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必要基础，没有它们，中华民族还要在混乱的战国时代摸索更长的时间。
       古今中外向来有一个共识：统一，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意义十分重大。为了实现统一，秦国当时采取不施仁义的国家战略，从而加快统一进程，应该说不但无可厚非，而是历史的进步代表。然而，秦二世而亡也是历史的真实，当时代表了历史进步力量的秦国为什么没能延续昔日辉煌，却如此短命呢？
      小编认为，秦并非单纯亡于所谓的暴政，而是亡于国家战略不能及时适应国家主要矛盾的转移。
    《矛盾论》告诉我们凡事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优先解决主要矛盾，也告诉我们事物的主次矛盾在不断地变化。对于一个国家也是如此，秦国与其他六国并存时，国家的主要矛盾在于实现统一，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强国，哪怕实行的是不施仁义的国家战略，但只要有利于主要矛盾的解决，就是好的，是进步的。然而，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国家主要矛盾已然发生转变，从前统一天下的主要矛盾已经解决，新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治理天下，如何理顺平衡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不幸的是，秦朝统治者没有认识到或者没有及时认识到这一点，继续延续着商鞅的治国思路，高压统治意味着对百姓的残酷剥削，民不聊生，苦不堪言，能不造反么？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同样是高压统治，百姓在秦国时为什么没有造反，偏偏是在秦朝统一之后纷纷起义呢？
       小编认为答案还是要从商鞅思想中寻找。《商君书》是商鞅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杀力”，商鞅是如此论述的：“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其杀力也，以事敌劝民也”（见《商君书·一言》篇），还有“力多而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必削”（见《商君书·说民》篇）。概括地说，“杀力”意思是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消耗国内力量，从而转移国内矛盾。
       商君真是高明极了！他明白自己的高压政策施行久了，百姓必反，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那就给百姓解压吧，而解压的方法就是不断发动对外战争。人天生是爱好和平不喜战乱的，但吊佹的是，秦国百姓一听说要打仗就欢欣雀跃，奔走相告，因为在秦国的高压统治下，好处都贡献给国家了，百姓得不到什么切实的社会福利，能一夜暴富，实现命运翻转的最佳途径就是立军功。商鞅为秦国设立了二十级军功爵位制，这是一种奖励军功、鼓励杀敌求胜的军功爵禄制度，是为提高军队战斗力而采取重要措施，同时也是调整当时社会关系的途径之一。所以，秦国正是通过“杀力”来转移国内矛盾，同时实现统一大业的。当年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也妄图使用这招儿，才会不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对周边国家犯下累累罪行。
       统一之后的秦朝本应及时调整政策，与民休息，让百姓在历经百年战乱后感受一下新朝安定敦睦、和平繁荣的气象，然而秦朝统治者却延续了统一前的高压政策，甚至变本加厉，继续积累国内矛盾。关键问题还在于此时没有了对外征伐对象，“杀力”这一招儿不管用了，国内矛盾失去了发泄的出口，越聚越多，终于在陈胜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号中，走向必然的灭亡。
       汉朝统治者不愧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在这方面聪明许多。西汉初年，统治者一直奉行黄老之道，无为而治，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就算出了一个穷兵黩武、很能折腾的汉武帝，也不至于断送国祚，同时也为两汉的百年基业奠定了坚实基础。